四百五十五章 请行
六月天气热了,看着深邃的夜空,杏儿说道:“天街夜色凉如水,天上一定不热吧。”
郑朗一阵大笑,说:“若是在夜晚,天下肯定不热,不但不热,还很冷。”
“会有多冷?”
郑朗又笑,在宋朝讲这个讲不清楚。
京城依然象以前那样繁华,许多人出来纳凉,有的店铺索姓一夜开到亮,过了三更后,生意照旧兴隆。但此时宋朝正处在巨大的危机当中。
多年的战役,使全国百姓困苦,再加上这场突如其来的大旱,宋朝整个象坐在一座火山口。也平安无事,原因很简单,君王仁爱贤明,大臣们虽然勾心斗角,有的人私心很重,还没有发展到置百姓死活一点不顾的地步。整个庞大臃肿的机制依旧在缓慢运转。
不过来到中书,郑朗陆续接到一些邸报,心中也暗叫侥幸,事实比他想的还要严重,幸好战争中止,否则今年宋朝将会面临无法想像的危机。
朝堂上还没有感觉,王伦事件在相关的官员遮掩下,并没有惊动朝堂,还以为与其他类似的情况一样,仅是一群流匪。朝中大佬视线继续盯着边事上,先是欧阳修上书,朝廷派使与西贼和约,但臣听到边臣频得北界文字,询问西夏约和之事如何。若真是如此,事深可忧,臣以为天下之患不在西戎,而在于北敌。
一语中半的,西夏是没有能力催毁宋朝的,能催毁宋朝的是在北方,但欧阳修只说对了一半,不是开始坠落的契丹人,而是更凶悍的女真人与蒙古人。
理由更不对,与契丹和好四十年,朝廷一有事便来敲诈勒索,可见其国之心。这么好的便宜不捡,傻了不成?当真以和为贵啊,国与国之间可以用这个口号来迷惑对方,可若真心里面这样想,这个国家快完蛋了。若是换成郑朗在契丹,这一次会敲得更多。
因此要防北,可是北边几个大臣都是无能之辈,镇定一路是张存,昔在延州就以不能主边而罢去,定州王克基平庸轻巧,非将臣之材。要换得力的大将去北边镇守,要练兵,要选将,要备边,不能等契丹人来了,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。
防范之心是应当有的,可欧阳修一个劲的唱黑契丹,使得朝堂上草木皆兵,于是发生后来的事。
接着范仲淹与韩琦表现出高度的“默契”,不停的共同上书。先说不能罢同解乾耀一千八百贯公使钱,也就是出差费与招等费。这是礼制,一千八百贯,只能养兵士十八人,再省也不用省这个钱以废礼。
大旱来临,物价上涨,养一个士兵费用变成了一百贯,再备兵西夏、契丹,京城的禁军更不敢裁……旨准。
接着再次联手上书,西陲用兵,为数浩繁,可因为受陕西转运使节制,缘边四路多有不便,这个郑朗在泾原路也能感觉到,唯有相互商议。韩琦与范仲淹身在西北,局中,为了避嫌一直不好说,直到来到京城,不用避嫌,才将这个陋习说出来。因此让四路便宜行事,所有勾当(指谋事人),能大段回易得利息,可以根据制度奖励,以便助军费。
这是想办法开源,不然国家经济太紧张。于是赵祯再次旨准。
终于韩范二人开始真正进言,窍以天下郡邑,牧宰为重,得其人则致化,失其人则召乱……臣等欲乞圣慈特降诏书,委书、枢密院臣僚,各于朝臣中荐堪充举主者三人,候奏到姓名,即逐人各赐敕一道,令于通判内举厉资已上一员充知州,知县内举成资已上一员充通判,薄尉中举有出身三考以上、无出身四考一员充职官知县,或于职官令录中举五考以上之人充京官知县。仍于敕明言所荐之人若将来显有善政,其举主党议赏,若赃污不理,苛刻害民,关与同罪。
为什么国家到这地步,正是大臣无能,所以大臣必须要保荐,要连坐,保的人好有功,保的人不好同样有罪,环环相连,担当起责任,这样各个贤能便能从民间拨出。
有了庆历新政“择官长”的一些雏形。
但关健这个好坏怎么判断?
对于范仲淹与韩琦也是一次时机,国家正酝酿着巨大的危机,赵祯心中焦急万分,只要有好的策略,一概想试用,于是对辅臣说道:“自用兵以来,策试授官人猥多,而任事颇无善状,今献策及僚论荐,宜先委有司详其可否以闻,其与试人宜加精核。”
这时,范仲淹与韩琦步子迈得还是很小,他们初次进入中枢,有的情况没有摸清楚,也不敢说。为了减少百姓压力,赵祯诏议欲松驰茶盐禁,减商税。范仲淹说道:“茶盐,商税之入,国用有余,当先宽赋役,然后及商贾,弛禁非所当先也。”
国家钱还不够用,这时候不能松动茶盐与商税,若有余钱,最主要的先减去百姓赋役。说得也有理,没有钱怎么办?但这时候范仲淹略过保守,乘此时,若改革,茶盐之政有许多弊端能够就此消除。不消除问题也不要紧,最大的危机还是各地的起义。终于王伦的消息传到京城。
一起感到愕然,从沂州到高邮有多远哪,沿途又驻扎多少军队、厢兵与捕快,怎么就让他们逍遥自在了一千多里路?
欧阳修进言道:“近曰四方贼盗渐多,皆由国家素无御备,而官吏赏罚不行也。臣谓夷狄者皮肤之患,尚可治。盗贼者腥心之疾,深可忧。朝廷终未当处置……今沂州军贼王伦,所过楚、泰等州,连骑扬旗,如履无人之境,而巡检、县尉反赴贼召,其衣甲、器械皆束手而归之,假令王伦周游江海之上,南掠闽广而断大岭,西入巴峡而窥两蜀,杀官吏,据城邑,谁为悍御者?此可谓心腹之大忧。为今计者,先先峻法令,法令峻则人知所畏,自趋而击贼。请自今,贼所经州县夺衣甲,官吏并追官勒停,巡检、县尉仍除名,勒从军自效,俟破贼曰则许叙之……”
这封奏折暴露了欧阳修的本质。
不是峻法的问题,关健是王伦为什么发动起义的?
欧阳修经过多年官宦生涯,真正完成从贫困子弟到士大夫的脱变,可他也忘记根本,主动站在权贵一边。
不仅是王伦,还有,这才是郑朗叫侥幸的地方。余靖又进言道:“朝廷所以威制天下者,执赏罚之柄也,今天下至大而官吏弛事,细民聚而为盗贼,不能禁止者,当赏罚不行……南京者,天子之别都也,贼入城斩关而出,解州、池州之贼不过十人,公然入城虏掠人户,邓州之贼不满二十人,而数年不能获。又清平军贼入城作变,主者泣告,而军使反闭门不肯出。所闻如此,而官吏皆未当重有责罚,**贼盗衰息,何由而得?今京东贼大者五七十人,小者三二十人,桂阳监贼仅二百人,建昌军贼四百余人,处处烽起,而巡检县尉未知处以何罪……”
为什么会这样?
当真是用酷法就能解决的?
范仲淹又说,陕西禁军厢军近二十万众,防秋在近,必须养育训练,以期成功,在乎丰以衣食,使壮其力,积以金帛,示以厚赏,牛酒以悦之,律罚以威之,虽二十万众,合为一心,有守必坚,有战必强……这个钱从哪里来,粮纳粮草并金银钱帛,及万缗与南监交钞,二万与上佐官,三万者京官致仕,如应举到省,与本科出身,除家便官。
没有办法,只好卖官凑钱。
郑朗听到卖官之策居然从范仲淹嘴中说出来,不由十分愕然,揉了揉太阳穴,说道:“陛下,臣以为只要主明臣贤,内患不必忧也,忧的还是外敌。虽有的时候年光不好,百姓被逼无奈,沦为盗贼,然我朝乃是最重内治之国,故这些盗贼必不深患。”
与欧阳修正好说反过来。
“西夏国力狭弱,不能颠覆我朝,但野心难改,眼下西夏据于契丹之逼,必与我朝约和,可以赢来短暂的几年或者十几年和平时光。约和,我朝必须用钱帛收买其心,再加上他们内部休生养息,十几后必会又来侵犯我朝。又不知道会进行几年战争,反反复复,虽是疥癣之痛,可这个疥癣太大太深了,战争持久,民不聊生,若再来一个大型灾害,陛下仁爱,民虽苦多不怨,盗贼难以成势。可陛下能保证后世子孙皆如陛下?内外交困,那时才是最伤最痛之时。至于欧阳修所说契丹之心,不可不防,也不可以夸张,严防而己,不必进行大规模的练军与增兵,一是国家没有钱帛维持,二是不能让契丹人认为我朝有敌意。之所以询问我朝与西夏人议和事宜,一是当初的约定,二是他们也想判断三国的形势与走向。契丹已经堕落矣,臣担心的不是契丹,而是北方更野蛮的鞑靼人与女真人,这些民族取代契丹,必将成为我朝最大的敌人。”
顿了顿说道:“桂阳监贼主要是走私私盐的生猺,官府抓俘不服,发起的暴动。其余盗贼,有的是军中之弊引起的,还有的是百姓,四年重压,加上旱灾,生活无法维持下去,才有胆大包天的歹徒为非作歹。可这些人难道不知道谋反必死?为什么要挺而走险,官逼民反也,一些官吏没有做好,加是贫困,于是挺而走险。许元已去南方筹粮,不曰粮食就能抵达京师或者山东,陛下可以下旨,让各州县官寮开仓酌情放粮,赈济百姓。范仲淹与韩琦、欧阳修议派按察使巡视各州县官员,然臣倒以为暂且莫急,不如派几良吏按察各州县,监督官吏放粮,先安民心。民以食为天,不求让他们吃饱,最少有一个半饱,老百姓就不会挺而走险,没有饥民流民的加入,纵然有一些盗贼为患,迟早必被朝廷剿灭。陛下,治国者义为节,仁才为本。老百姓为了支持国家战争,苦了近四年,到了朝廷回报他们的时候。”
赵祯动容,说道:“准。”
郑朗又说道:“数支贼寇,唯有王伦贼最强,让臣带一营悍远军前去南方,来回不出一月,便可将此盗贼剿灭。”
悍远军便是那些生女真骑兵,来到京城后一切为二,分成两营,每营有两百余将校。在未完全被京城生活[***]堕落之前,他们依然还是宋朝最强大的军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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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朗一阵大笑,说:“若是在夜晚,天下肯定不热,不但不热,还很冷。”
“会有多冷?”
郑朗又笑,在宋朝讲这个讲不清楚。
京城依然象以前那样繁华,许多人出来纳凉,有的店铺索姓一夜开到亮,过了三更后,生意照旧兴隆。但此时宋朝正处在巨大的危机当中。
多年的战役,使全国百姓困苦,再加上这场突如其来的大旱,宋朝整个象坐在一座火山口。也平安无事,原因很简单,君王仁爱贤明,大臣们虽然勾心斗角,有的人私心很重,还没有发展到置百姓死活一点不顾的地步。整个庞大臃肿的机制依旧在缓慢运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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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堂上还没有感觉,王伦事件在相关的官员遮掩下,并没有惊动朝堂,还以为与其他类似的情况一样,仅是一群流匪。朝中大佬视线继续盯着边事上,先是欧阳修上书,朝廷派使与西贼和约,但臣听到边臣频得北界文字,询问西夏约和之事如何。若真是如此,事深可忧,臣以为天下之患不在西戎,而在于北敌。
一语中半的,西夏是没有能力催毁宋朝的,能催毁宋朝的是在北方,但欧阳修只说对了一半,不是开始坠落的契丹人,而是更凶悍的女真人与蒙古人。
理由更不对,与契丹和好四十年,朝廷一有事便来敲诈勒索,可见其国之心。这么好的便宜不捡,傻了不成?当真以和为贵啊,国与国之间可以用这个口号来迷惑对方,可若真心里面这样想,这个国家快完蛋了。若是换成郑朗在契丹,这一次会敲得更多。
因此要防北,可是北边几个大臣都是无能之辈,镇定一路是张存,昔在延州就以不能主边而罢去,定州王克基平庸轻巧,非将臣之材。要换得力的大将去北边镇守,要练兵,要选将,要备边,不能等契丹人来了,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。
防范之心是应当有的,可欧阳修一个劲的唱黑契丹,使得朝堂上草木皆兵,于是发生后来的事。
接着范仲淹与韩琦表现出高度的“默契”,不停的共同上书。先说不能罢同解乾耀一千八百贯公使钱,也就是出差费与招等费。这是礼制,一千八百贯,只能养兵士十八人,再省也不用省这个钱以废礼。
大旱来临,物价上涨,养一个士兵费用变成了一百贯,再备兵西夏、契丹,京城的禁军更不敢裁……旨准。
接着再次联手上书,西陲用兵,为数浩繁,可因为受陕西转运使节制,缘边四路多有不便,这个郑朗在泾原路也能感觉到,唯有相互商议。韩琦与范仲淹身在西北,局中,为了避嫌一直不好说,直到来到京城,不用避嫌,才将这个陋习说出来。因此让四路便宜行事,所有勾当(指谋事人),能大段回易得利息,可以根据制度奖励,以便助军费。
这是想办法开源,不然国家经济太紧张。于是赵祯再次旨准。
终于韩范二人开始真正进言,窍以天下郡邑,牧宰为重,得其人则致化,失其人则召乱……臣等欲乞圣慈特降诏书,委书、枢密院臣僚,各于朝臣中荐堪充举主者三人,候奏到姓名,即逐人各赐敕一道,令于通判内举厉资已上一员充知州,知县内举成资已上一员充通判,薄尉中举有出身三考以上、无出身四考一员充职官知县,或于职官令录中举五考以上之人充京官知县。仍于敕明言所荐之人若将来显有善政,其举主党议赏,若赃污不理,苛刻害民,关与同罪。
为什么国家到这地步,正是大臣无能,所以大臣必须要保荐,要连坐,保的人好有功,保的人不好同样有罪,环环相连,担当起责任,这样各个贤能便能从民间拨出。
有了庆历新政“择官长”的一些雏形。
但关健这个好坏怎么判断?
对于范仲淹与韩琦也是一次时机,国家正酝酿着巨大的危机,赵祯心中焦急万分,只要有好的策略,一概想试用,于是对辅臣说道:“自用兵以来,策试授官人猥多,而任事颇无善状,今献策及僚论荐,宜先委有司详其可否以闻,其与试人宜加精核。”
这时,范仲淹与韩琦步子迈得还是很小,他们初次进入中枢,有的情况没有摸清楚,也不敢说。为了减少百姓压力,赵祯诏议欲松驰茶盐禁,减商税。范仲淹说道:“茶盐,商税之入,国用有余,当先宽赋役,然后及商贾,弛禁非所当先也。”
国家钱还不够用,这时候不能松动茶盐与商税,若有余钱,最主要的先减去百姓赋役。说得也有理,没有钱怎么办?但这时候范仲淹略过保守,乘此时,若改革,茶盐之政有许多弊端能够就此消除。不消除问题也不要紧,最大的危机还是各地的起义。终于王伦的消息传到京城。
一起感到愕然,从沂州到高邮有多远哪,沿途又驻扎多少军队、厢兵与捕快,怎么就让他们逍遥自在了一千多里路?
欧阳修进言道:“近曰四方贼盗渐多,皆由国家素无御备,而官吏赏罚不行也。臣谓夷狄者皮肤之患,尚可治。盗贼者腥心之疾,深可忧。朝廷终未当处置……今沂州军贼王伦,所过楚、泰等州,连骑扬旗,如履无人之境,而巡检、县尉反赴贼召,其衣甲、器械皆束手而归之,假令王伦周游江海之上,南掠闽广而断大岭,西入巴峡而窥两蜀,杀官吏,据城邑,谁为悍御者?此可谓心腹之大忧。为今计者,先先峻法令,法令峻则人知所畏,自趋而击贼。请自今,贼所经州县夺衣甲,官吏并追官勒停,巡检、县尉仍除名,勒从军自效,俟破贼曰则许叙之……”
这封奏折暴露了欧阳修的本质。
不是峻法的问题,关健是王伦为什么发动起义的?
欧阳修经过多年官宦生涯,真正完成从贫困子弟到士大夫的脱变,可他也忘记根本,主动站在权贵一边。
不仅是王伦,还有,这才是郑朗叫侥幸的地方。余靖又进言道:“朝廷所以威制天下者,执赏罚之柄也,今天下至大而官吏弛事,细民聚而为盗贼,不能禁止者,当赏罚不行……南京者,天子之别都也,贼入城斩关而出,解州、池州之贼不过十人,公然入城虏掠人户,邓州之贼不满二十人,而数年不能获。又清平军贼入城作变,主者泣告,而军使反闭门不肯出。所闻如此,而官吏皆未当重有责罚,**贼盗衰息,何由而得?今京东贼大者五七十人,小者三二十人,桂阳监贼仅二百人,建昌军贼四百余人,处处烽起,而巡检县尉未知处以何罪……”
为什么会这样?
当真是用酷法就能解决的?
范仲淹又说,陕西禁军厢军近二十万众,防秋在近,必须养育训练,以期成功,在乎丰以衣食,使壮其力,积以金帛,示以厚赏,牛酒以悦之,律罚以威之,虽二十万众,合为一心,有守必坚,有战必强……这个钱从哪里来,粮纳粮草并金银钱帛,及万缗与南监交钞,二万与上佐官,三万者京官致仕,如应举到省,与本科出身,除家便官。
没有办法,只好卖官凑钱。
郑朗听到卖官之策居然从范仲淹嘴中说出来,不由十分愕然,揉了揉太阳穴,说道:“陛下,臣以为只要主明臣贤,内患不必忧也,忧的还是外敌。虽有的时候年光不好,百姓被逼无奈,沦为盗贼,然我朝乃是最重内治之国,故这些盗贼必不深患。”
与欧阳修正好说反过来。
“西夏国力狭弱,不能颠覆我朝,但野心难改,眼下西夏据于契丹之逼,必与我朝约和,可以赢来短暂的几年或者十几年和平时光。约和,我朝必须用钱帛收买其心,再加上他们内部休生养息,十几后必会又来侵犯我朝。又不知道会进行几年战争,反反复复,虽是疥癣之痛,可这个疥癣太大太深了,战争持久,民不聊生,若再来一个大型灾害,陛下仁爱,民虽苦多不怨,盗贼难以成势。可陛下能保证后世子孙皆如陛下?内外交困,那时才是最伤最痛之时。至于欧阳修所说契丹之心,不可不防,也不可以夸张,严防而己,不必进行大规模的练军与增兵,一是国家没有钱帛维持,二是不能让契丹人认为我朝有敌意。之所以询问我朝与西夏人议和事宜,一是当初的约定,二是他们也想判断三国的形势与走向。契丹已经堕落矣,臣担心的不是契丹,而是北方更野蛮的鞑靼人与女真人,这些民族取代契丹,必将成为我朝最大的敌人。”
顿了顿说道:“桂阳监贼主要是走私私盐的生猺,官府抓俘不服,发起的暴动。其余盗贼,有的是军中之弊引起的,还有的是百姓,四年重压,加上旱灾,生活无法维持下去,才有胆大包天的歹徒为非作歹。可这些人难道不知道谋反必死?为什么要挺而走险,官逼民反也,一些官吏没有做好,加是贫困,于是挺而走险。许元已去南方筹粮,不曰粮食就能抵达京师或者山东,陛下可以下旨,让各州县官寮开仓酌情放粮,赈济百姓。范仲淹与韩琦、欧阳修议派按察使巡视各州县官员,然臣倒以为暂且莫急,不如派几良吏按察各州县,监督官吏放粮,先安民心。民以食为天,不求让他们吃饱,最少有一个半饱,老百姓就不会挺而走险,没有饥民流民的加入,纵然有一些盗贼为患,迟早必被朝廷剿灭。陛下,治国者义为节,仁才为本。老百姓为了支持国家战争,苦了近四年,到了朝廷回报他们的时候。”
赵祯动容,说道:“准。”
郑朗又说道:“数支贼寇,唯有王伦贼最强,让臣带一营悍远军前去南方,来回不出一月,便可将此盗贼剿灭。”
悍远军便是那些生女真骑兵,来到京城后一切为二,分成两营,每营有两百余将校。在未完全被京城生活[***]堕落之前,他们依然还是宋朝最强大的军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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