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百七十一章 太子(一)
司马光一行进京时,狄青已经准备撤军,还没有去世。
四人赴京,引起轰动,两个学生一为知谏院,一为知制诰,也意味着郑朗几个学生渐渐全部走到前台。
御史中丞王畴在二人刚到京城时,忽然上了一封奇怪的书奏,先说:比年中外臣僚,或因较量差遣,或因辩论身计,或因进以干誉,或因罪而觊免,肆为妄谈,辄形奏章。其间求放归田里者有之,乞别自营生者有之,岁未至而愿致仕者有之,苟辞禄而请归农者有之,皆心语相违,情实交戾。请自今,有如向所陈者,并许弹奏施行。
这段话与刘敞说的,以及郑朗私下说的,xìng质差不多。
想辞官得真心辞,故意以辞官求清名高名,何必,会养成一种虚伪风气。
司马光与王安石听了惊讶万分,不过他们不能作声,自己也多次拒诏不受的。
接着话音一转,说,又,有重才者国家不讳,然避嫌于京外,养廉名败坏国家之名,亦交戾之事,请朝廷处之。
没有指名道姓,但都知道说的是谁。
就是不知道他说的是好心,还是歹心。
赵祯看到这里,同样也默然。
真相不是国家忌讳,也不是刻意避嫌京外,但怎好说出来。
最后道,国家开广言路,任用台谏官。比年士大夫乃有险徼之人,挟己憎爱,依其形势,以造浮说,奔走台谏之门,鼓扇风波之论,幸言者得以上达。推原其情,本非公正,止于yīn借权力,取快私意。当言之人。率务举职,既所传耳目稍异,则岂敢遂无论列!万有一爱憎不中之论,荧惑紊挠人主之聪明,岂不为听断之累哉!望晓厉士大夫,庶几偷薄革心,以清朝路。又,台谏有白事于朝而更以状干台司者。推原其情,盖yù当任者为言而助之尔。臣以为事有曲直,法有轻重,朝廷以至公待天下,固不俟言者助之也。请自今,臣僚如以公事奏朝廷。不俟施行而辄申御史台者,许弹奏以闻。
这一段说得很含蓄,但揭示了几个严重问题,台谏大臣多喜胡说八道,一些大臣媚交台谏以求为援,巩固自己权利。
郑朗早说过类似的话。
赵祯看到后,下诏,台谏为朕耳目之官,而事有不能周知。固将博问朝士大夫以广听察。乃有险诐之人,因缘憎嫉,依倚形势,兴造飞语以中伤善良,殆非忠厚之行也。中书门下其为朕申儆百工,务敦行实;循而弗改,当重黜焉。
不过未必有多大作用,风气已经养成,现在矫正为晚了。
王畴却是一个忠厚的长者。再加上司马光乃是知谏院。因此在司马光没有进京之前。忽然从下面再次兴起弹劾庞籍的风气。
有的人倒不是与庞籍过不去。
担任数年相,好下去休息了。
是人总有一口气的。
这么多年。特别这是两年,替国家小心经营,还要与一些大臣斗智斗法,庞籍岁数又高了,渐渐力不从心,心中略动了一些气,因此病倒。于是求致仕。
赵祯不准。
庞籍抱病上朝,在赵祯面前将自己的鸡翘帽拿下来,道:“陛下,你看臣的头发。”
赵祯无奈,准其旨,但让庞籍留在京城养病,许其过问军国大事。处置类似吕夷简,有些台臣想弹劾,不过随着司马光赴京,王畴不yù御史台多事,一个个终于停了下来。
胡宿治河有功,迁为枢密副使,欧阳修迁为参知政事,张昇迁为枢密使,曾公亮迁为平章事,依然还是两个相,但是曾公亮位于韩琦班下。
司马光初到京城,就被来了一个下马威。
中书命司马光详定均税。
这个均税不仅是方田均税法,两者有很多不同,更不是均摊税务,而是指土地肥瘠分等定税。
但实际执行会非常麻烦。
连田与户都隐去了,何谓田地好坏。
朝廷也要每年派官员下去盘查,这是郑朗的建议,一年不要多,于县开始,每年核算耕地的变化,然后派官员查那些耕地面积减少最多的两三个州府。
不算是治理之策,仅是起阻止泛滥的作用,用之震慑。
可是官员下去查,有的官员严酷,有的官员松懈。还有州与州之间又有不同,例如京城附近诸州,陈州、蔡州、亳州等等,多是权贵人家。隐田名列全国最前面,连郑朗都回避三尺,况且其他官员。
起到良好的阻止作用,可每年都会发生无数起纠纷。
司马光接到这个任命后,面不更sè。
这两年除了水利,调解之外,余下的时间师生呆在一起,就是讲国家的制度。
郑朗在上面,在下面,最大的作用是替国家经营,制度却没有怎么碰。怕麻烦。并且反思范仲淹的话,凡事都要为政令简洁上想。
政令只有简洁了,才容易执行。
关于这个均税,郑朗与王安石、司马光也讲过,当然不是方田均税法,而是以各sè地等公平的征税。
讲得更复杂。
均税灵感主要来自唐朝的均田制与两税制,均田制其实更早来自北魏,按照劳动力分配给广大农民耕地,但每户劳动力都有生老病死的,因此它在随时变动,这个权利由国家来执行,所以有了永业田与口分田两种田制。
但由于世家豪门把持着大多数耕地资源,自开国之初就执行不力,以至李世民与魏征有一段对话,一度想恢复远古时的井田制,掣肘土地的兼并。到杨炎改革两税制时,则连均田二字都索xìng不提了。
宋朝开国之初土地仍然没有多大压力,相反,豪门世家湮灭在历史长河里,释放了土地空间,由是不阻止耕地兼并。这为后世讴歌,实际发展到后期因为人口增加,土地兼并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掣肘,于是唐朝的均田两税全部翻了出来。
大臣论事喜欢用两个字。故事,也就是故例。
史上司马光未全部保守之前,与刘恕认为均田制是唐朝实际制度,司马光甚至公开称为均田法。这是才开始的司马光,包括在王安石上台之前,司马光态度能算是激进派。
大多数士大夫则不认为唐朝田制乃是均田制,而是口分世业,天宝以后。口分世业因兼并坏之。其中有欧阳修,曾巩,朱熹。朱熹认为唐朝不是均田制,仅是口分世业,均田法其次的办法,近似于井田制。
郑朗与司马光交谈时。司马光还没有自己的想法,但有了刘恕与欧阳修。
为什么要提他们,一个故事,两种态度,有故事,那么在宋朝就能推广,均摊田亩,反对兼并。若是唐朝没有真正实行,这个均田没有故事。缺少理论根据,就不能真正的平均分配给农民。
两种结果相争,又出现一种新的温和说法,苏氏兄弟的均税,均田赋税非是将耕地平均分配,再按照耕地面积征税,而是按现有土地来纳税,不制止兼并,也不是将土地授受给农民。理论有元稹的《均田状》。还有陆贽的奏文。说均田仅是为了均税,田只是税的基础。授田就是保证税收的来源,使国家有稳定的收入。柴荣也赞成陆贽的说法,诏书说普行均定,求适重轻。
其实这三个说法都是错误的。
唐初实施均田制,本义就是均摊田地,使百姓人人皆地可耕,国家有税可征,地是基础是核心,税是地的产物。
但屈于不能得罪天下所有jīng英,实施了,仅是局部实施。一度府兵的强大,也与这个局部实施有着很大的关系。为国家,应主动地出台各种政策,阻止这种兼并的蔓延,而非是鼓励。
可强行实施均田,那是不可能的,而且兼并是内核,立国一久,兼并必然大肆泛滥,这也是唐朝局部均田制败坏的原因,不仅是人口增加,一旦国家无多少无主之地分配后,不管人口是否增加,均田制全部成为一纸空文。国家所做的只能诱导。例如让他们看到比田地更大的回报,道德上怦击大肆隐田兼田或者高利贷。在唐朝实现不了,一是商业不发达,二是豪门势力太强盛,连国家都敢藐视,但在宋朝却可以勉强做到,尽管宋朝的官地比唐朝更少。不过终不是彻底的解决办法,郑朗也想不出来。
司马光在议定均税之前,将师徒之间的对话写了一篇札子,递到中书,名曰《齐州行知与君实论均税札子》。
无论再腹黑,司马光也不好意思抢郑朗功劳的。
然后议定均税。
郑朗说政令务必要简便,司马光于是先从简便着手,先就是地,各种各样的地,原来能有上百等耕地,于是按其收成,以及投入一一划分,不问山地、水田,南地北地,河谷平原,坡地垄亩,只看收成与投入,划为十等。
繁有繁的好处,简有简的弊端。繁更细琐,可更明确。简粗陋,会有争议。不过繁只会增加更多的名目。简虽有争议,可易执行,并且给官员留下一定的cāo作空间,便于处理。便于处理就易于推广。
不管黑猫白猫,捉住老鼠才是好猫,先得捉住这只老鼠。
有了那么一丝功利xìng的想法,这也是郑朗最希望看到的。
在这个基础上,确立一些条约,比较温和的条约。最后说国家立事,当先使赏罚分明,事无不成。若遇庸愚之人烦忧败事者,一样论处,则能吏解体,必无成功。伏望察其勤瘁,均税官吏,随其功过,量行惩劝,则后来无不尽力也。
这个庸愚之人烦忧败事,大有深意,苛了不行,软了也不行。
不过面对天下所有豪门大户,司马光与郑朗一样,有意回避了。
但司马光又加了一句,务必以安静有为为功。
这就是郑朗调教的进步。
想做事怕有争议是不可能的,可在有作为的基础上,若使争议减少,则为佳。
奏上,两府立即草议执行。
然后司马光再上三道札子,第一道札子直指赵祯。皇上你做得不错,四十年夙夜求治。可是朝廷纪纲犹有亏缺,闾里穷民犹有怨叹,是什么原因?
人君大德有三:曰仁,曰明,曰武。仁者,非妪煦姑息之谓也,兴教化,修政治。养百姓,利万物,此人君之仁也。明者,非烦苛伺察之谓也,知道谊,识安危。别贤愚,辨是非,此人君之明也。武者,非强亢暴戾之谓也,惟道所在,断之不疑,jiān不能惑,佞不能移,此人君之武也。故仁而不明。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;明而不武,犹视苗之秽而不能耘也;武而不仁,犹知获而不知种也。三者兼备,则国治强,阙一则衰,阙二则危,三者无一焉,则亡,自生民以来。未之或改也。
陛下乃是三德没有做好。虽仁,仁得偏软。
但有几个皇帝能做到司马光所说的三德?当然。这篇札子上奏还有一些积极意义的。
第一个札子论君德,第二个札子论御臣之道。一是任官,朝廷以资叙职,不问贤愚,造成官员不作为。二是行赏,朝廷不能以名行赏,则天下饰名求功,以巧文逃罪。又是一条时弊,赵祯晚年多用文学之士,或者名气大的人,文章写得好就能做好皇帝好官吗?那么李煜何在?所以有了第三条,必罚,能施职,有功则增秩加赏而勿徙其官,无功则降黜废弃而更求能者,有罪则流窜刑诛而勿加宽贷。
写最后一段,司马光心中还憋着一口气。
就算郑朗犯了错,替国家做了那么多事,这点错误也早免去。
从私人角度来看,大树下好乘凉,自己是庞籍与郑朗的人,庞籍老了,也病重了,多半回不了朝堂。郑朗一直在朝堂外游离不定,对自己也不利。
三曰拣军,jīng兵之术,务jīng不务多。今所选之兵,升其军分,增其粮赐,是宜咸戴上恩,人人喜悦。可我听到京城之内,被选之人,往往咨嗟悲怨,父子相泣。况于外方兵士,远去乡里,诀别亲戚,其为愁苦,不言可知。
这就是对郑朗那个札子的补充。
看似国家拿了许多钱帛来养兵,但京城居之不易,兵士仍然很苦。
实际郑朗也说过,想要改变这一局面,不仅是减少京畿兵士,也可以选,必须选京畿困苦人家子弟,也不仅是从京西路安置兵士家属,使之生活费用下降,家中有足够的耕地可以安其心,还要学习陕西那样做,jīng选一些jīng悍的乡兵,一离家不远,二是当地人,没有迁徙之苦。
但与宋朝祖宗家法有违,郑朗不敢说,司马光同样不敢说。
五个札子上过后,司马光仍然嫌不够,国家三年一郊,未尝无赦。可是每年到夏天,皆有疏决,猾吏贪纵,大为jiān利,悍民暴横,侵侮善良。这个南郊大祭还有没有作用了?最可怕的是有些jiān人做下不法事,然后逃亡,反正三年时间一到,天下一赦,又能大咧咧回到乡里,继续为非作歹。因此南郊祭大赦制度要改,利民的的惠政保留下来,象这些罪犯却不能赦,让恶人戒惧。
又上第七奏,进五规,一曰保业,二曰惜时,三曰远谋,四曰重微,五曰务实。
七札一上,轰动京城。
赵祯也没有完全采纳,但看着这些札子感到好笑,对身边内侍说道:“三十年不鸣,一鸣则惊人。”
当初二小斗斗范讽有多牛,赵祯可是亲眼所见。没有想到二人这些年一直几乎消失了,要么王安石在两浙路做了一件高价买粮的事。
不过与少年时的青涩、锋芒毕露,赵祯更喜欢这样的司马光。
司马光的表现也更让京城百姓满意,这才象是那个相公调教的学生。
但司马光也没有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。
这一天刚下直回来,马上就到制科考试了,家中来了一个客人。
先行递了拜贴,上书七个大字,供备库使高遵裕。
供备库使不算什么高高在上的职务。
后面三个字才是真正尊贵的。
司马光犹豫了好一会儿,最终半开中门将高遵裕放了进来。
仅是半开中门,若全开,那就是媚了。
其实司马光心中很不喜高遵裕前来拜访。
让家中下人上来茶,相互施礼,高遵裕目视了一下边上侍婢,司马光让婢女下去。高遵裕道:“君实,世子对郑相公十分抑慕,他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,想让大世子拜于郑相公门下学习。”
世子不用说指赵宗实,大世子则是指另外一个少年,赵顼,但这是不可能的,不立为世子,郑朗也不可能与赵宗实一家交往,从私人感情来说,郑朗更不会与他家交往,置赵祯于何地。
立为皇储,赵顼十之乃是未来的皇储,就请郑朗教,那也是太傅或者少傅,乃是东宫之臣也。也不敢说拜之门下为学生。
但也别当真,这仅是释放一种善意。
可这回司马光真的想错了,赵宗实未必有这个想法,高滔滔却有这个想法。长子态度有些激进,让她担心。看到司马光成长起来,于是隐隐有了这份想法。不过想实现,却是很困难的。
司马光只是呷茶,不说话。
高遵裕又道:“我昨天从韩相公家中出来,两位相公乃是我大宋的栋梁之材啊。”
司马光张于放下手中茶杯,高遵裕话说得不妥当,尽管也能称为含蓄。但没有摸清司马光态度之前,万万不能这样说的。
况且将韩琦与郑朗相提并论,司马光心中也不喜,高遵裕虽没有威胁,多少却让人会产生那种误会。
司马光不悦之情一闪而逝。
庞籍下去了,老师在河工上,想要治河,还是中书相助,不能强争这口气。自己也争不了。高遵裕也是说错话了的,他意思是帮助世子吧,以后赵宗实一旦做皇帝,一个韩琦,一个郑朗,必然重用。
眼下郑朗是不一定非得将赵宗实当成一回事的,相反,赵宗实要求郑朗,不然这个皇储有可能是一场梦。但在未来,一朝君王一朝臣,郑朗能否重用,就要看赵宗实了。
司马光想通此节,怒气下去,依然呷茶。
高遵裕城府哪里及得上司马光,他看到司马光无动于衷,有些急,心道,你又不是你的老师,有什么资格显摆。
算是好的了,若是遇到王安石,早就将他轰出去。
于是他想到侄女说过一句话,若司马光不露声sè,你抛出下面一段话,十之五六会成功。不知道原因,高滔滔也未必能判断出郑朗是否对司马光说过此事。
若说了,郑朗在高滔滔心中地位更高,乃是一个真正的诚实君子。若不说,郑朗在她心中地位下降,那么此次试探与央请,反而是弄巧成拙。无奈,东宫这件事悬而未决,皇上有儿子一切归零,没有儿子也未必轮到丈夫,久不决,关系到国家将来帝位,对自己丈夫会产生诸多不利。拖不起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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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人赴京,引起轰动,两个学生一为知谏院,一为知制诰,也意味着郑朗几个学生渐渐全部走到前台。
御史中丞王畴在二人刚到京城时,忽然上了一封奇怪的书奏,先说:比年中外臣僚,或因较量差遣,或因辩论身计,或因进以干誉,或因罪而觊免,肆为妄谈,辄形奏章。其间求放归田里者有之,乞别自营生者有之,岁未至而愿致仕者有之,苟辞禄而请归农者有之,皆心语相违,情实交戾。请自今,有如向所陈者,并许弹奏施行。
这段话与刘敞说的,以及郑朗私下说的,xìng质差不多。
想辞官得真心辞,故意以辞官求清名高名,何必,会养成一种虚伪风气。
司马光与王安石听了惊讶万分,不过他们不能作声,自己也多次拒诏不受的。
接着话音一转,说,又,有重才者国家不讳,然避嫌于京外,养廉名败坏国家之名,亦交戾之事,请朝廷处之。
没有指名道姓,但都知道说的是谁。
就是不知道他说的是好心,还是歹心。
赵祯看到这里,同样也默然。
真相不是国家忌讳,也不是刻意避嫌京外,但怎好说出来。
最后道,国家开广言路,任用台谏官。比年士大夫乃有险徼之人,挟己憎爱,依其形势,以造浮说,奔走台谏之门,鼓扇风波之论,幸言者得以上达。推原其情,本非公正,止于yīn借权力,取快私意。当言之人。率务举职,既所传耳目稍异,则岂敢遂无论列!万有一爱憎不中之论,荧惑紊挠人主之聪明,岂不为听断之累哉!望晓厉士大夫,庶几偷薄革心,以清朝路。又,台谏有白事于朝而更以状干台司者。推原其情,盖yù当任者为言而助之尔。臣以为事有曲直,法有轻重,朝廷以至公待天下,固不俟言者助之也。请自今,臣僚如以公事奏朝廷。不俟施行而辄申御史台者,许弹奏以闻。
这一段说得很含蓄,但揭示了几个严重问题,台谏大臣多喜胡说八道,一些大臣媚交台谏以求为援,巩固自己权利。
郑朗早说过类似的话。
赵祯看到后,下诏,台谏为朕耳目之官,而事有不能周知。固将博问朝士大夫以广听察。乃有险诐之人,因缘憎嫉,依倚形势,兴造飞语以中伤善良,殆非忠厚之行也。中书门下其为朕申儆百工,务敦行实;循而弗改,当重黜焉。
不过未必有多大作用,风气已经养成,现在矫正为晚了。
王畴却是一个忠厚的长者。再加上司马光乃是知谏院。因此在司马光没有进京之前。忽然从下面再次兴起弹劾庞籍的风气。
有的人倒不是与庞籍过不去。
担任数年相,好下去休息了。
是人总有一口气的。
这么多年。特别这是两年,替国家小心经营,还要与一些大臣斗智斗法,庞籍岁数又高了,渐渐力不从心,心中略动了一些气,因此病倒。于是求致仕。
赵祯不准。
庞籍抱病上朝,在赵祯面前将自己的鸡翘帽拿下来,道:“陛下,你看臣的头发。”
赵祯无奈,准其旨,但让庞籍留在京城养病,许其过问军国大事。处置类似吕夷简,有些台臣想弹劾,不过随着司马光赴京,王畴不yù御史台多事,一个个终于停了下来。
胡宿治河有功,迁为枢密副使,欧阳修迁为参知政事,张昇迁为枢密使,曾公亮迁为平章事,依然还是两个相,但是曾公亮位于韩琦班下。
司马光初到京城,就被来了一个下马威。
中书命司马光详定均税。
这个均税不仅是方田均税法,两者有很多不同,更不是均摊税务,而是指土地肥瘠分等定税。
但实际执行会非常麻烦。
连田与户都隐去了,何谓田地好坏。
朝廷也要每年派官员下去盘查,这是郑朗的建议,一年不要多,于县开始,每年核算耕地的变化,然后派官员查那些耕地面积减少最多的两三个州府。
不算是治理之策,仅是起阻止泛滥的作用,用之震慑。
可是官员下去查,有的官员严酷,有的官员松懈。还有州与州之间又有不同,例如京城附近诸州,陈州、蔡州、亳州等等,多是权贵人家。隐田名列全国最前面,连郑朗都回避三尺,况且其他官员。
起到良好的阻止作用,可每年都会发生无数起纠纷。
司马光接到这个任命后,面不更sè。
这两年除了水利,调解之外,余下的时间师生呆在一起,就是讲国家的制度。
郑朗在上面,在下面,最大的作用是替国家经营,制度却没有怎么碰。怕麻烦。并且反思范仲淹的话,凡事都要为政令简洁上想。
政令只有简洁了,才容易执行。
关于这个均税,郑朗与王安石、司马光也讲过,当然不是方田均税法,而是以各sè地等公平的征税。
讲得更复杂。
均税灵感主要来自唐朝的均田制与两税制,均田制其实更早来自北魏,按照劳动力分配给广大农民耕地,但每户劳动力都有生老病死的,因此它在随时变动,这个权利由国家来执行,所以有了永业田与口分田两种田制。
但由于世家豪门把持着大多数耕地资源,自开国之初就执行不力,以至李世民与魏征有一段对话,一度想恢复远古时的井田制,掣肘土地的兼并。到杨炎改革两税制时,则连均田二字都索xìng不提了。
宋朝开国之初土地仍然没有多大压力,相反,豪门世家湮灭在历史长河里,释放了土地空间,由是不阻止耕地兼并。这为后世讴歌,实际发展到后期因为人口增加,土地兼并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掣肘,于是唐朝的均田两税全部翻了出来。
大臣论事喜欢用两个字。故事,也就是故例。
史上司马光未全部保守之前,与刘恕认为均田制是唐朝实际制度,司马光甚至公开称为均田法。这是才开始的司马光,包括在王安石上台之前,司马光态度能算是激进派。
大多数士大夫则不认为唐朝田制乃是均田制,而是口分世业,天宝以后。口分世业因兼并坏之。其中有欧阳修,曾巩,朱熹。朱熹认为唐朝不是均田制,仅是口分世业,均田法其次的办法,近似于井田制。
郑朗与司马光交谈时。司马光还没有自己的想法,但有了刘恕与欧阳修。
为什么要提他们,一个故事,两种态度,有故事,那么在宋朝就能推广,均摊田亩,反对兼并。若是唐朝没有真正实行,这个均田没有故事。缺少理论根据,就不能真正的平均分配给农民。
两种结果相争,又出现一种新的温和说法,苏氏兄弟的均税,均田赋税非是将耕地平均分配,再按照耕地面积征税,而是按现有土地来纳税,不制止兼并,也不是将土地授受给农民。理论有元稹的《均田状》。还有陆贽的奏文。说均田仅是为了均税,田只是税的基础。授田就是保证税收的来源,使国家有稳定的收入。柴荣也赞成陆贽的说法,诏书说普行均定,求适重轻。
其实这三个说法都是错误的。
唐初实施均田制,本义就是均摊田地,使百姓人人皆地可耕,国家有税可征,地是基础是核心,税是地的产物。
但屈于不能得罪天下所有jīng英,实施了,仅是局部实施。一度府兵的强大,也与这个局部实施有着很大的关系。为国家,应主动地出台各种政策,阻止这种兼并的蔓延,而非是鼓励。
可强行实施均田,那是不可能的,而且兼并是内核,立国一久,兼并必然大肆泛滥,这也是唐朝局部均田制败坏的原因,不仅是人口增加,一旦国家无多少无主之地分配后,不管人口是否增加,均田制全部成为一纸空文。国家所做的只能诱导。例如让他们看到比田地更大的回报,道德上怦击大肆隐田兼田或者高利贷。在唐朝实现不了,一是商业不发达,二是豪门势力太强盛,连国家都敢藐视,但在宋朝却可以勉强做到,尽管宋朝的官地比唐朝更少。不过终不是彻底的解决办法,郑朗也想不出来。
司马光在议定均税之前,将师徒之间的对话写了一篇札子,递到中书,名曰《齐州行知与君实论均税札子》。
无论再腹黑,司马光也不好意思抢郑朗功劳的。
然后议定均税。
郑朗说政令务必要简便,司马光于是先从简便着手,先就是地,各种各样的地,原来能有上百等耕地,于是按其收成,以及投入一一划分,不问山地、水田,南地北地,河谷平原,坡地垄亩,只看收成与投入,划为十等。
繁有繁的好处,简有简的弊端。繁更细琐,可更明确。简粗陋,会有争议。不过繁只会增加更多的名目。简虽有争议,可易执行,并且给官员留下一定的cāo作空间,便于处理。便于处理就易于推广。
不管黑猫白猫,捉住老鼠才是好猫,先得捉住这只老鼠。
有了那么一丝功利xìng的想法,这也是郑朗最希望看到的。
在这个基础上,确立一些条约,比较温和的条约。最后说国家立事,当先使赏罚分明,事无不成。若遇庸愚之人烦忧败事者,一样论处,则能吏解体,必无成功。伏望察其勤瘁,均税官吏,随其功过,量行惩劝,则后来无不尽力也。
这个庸愚之人烦忧败事,大有深意,苛了不行,软了也不行。
不过面对天下所有豪门大户,司马光与郑朗一样,有意回避了。
但司马光又加了一句,务必以安静有为为功。
这就是郑朗调教的进步。
想做事怕有争议是不可能的,可在有作为的基础上,若使争议减少,则为佳。
奏上,两府立即草议执行。
然后司马光再上三道札子,第一道札子直指赵祯。皇上你做得不错,四十年夙夜求治。可是朝廷纪纲犹有亏缺,闾里穷民犹有怨叹,是什么原因?
人君大德有三:曰仁,曰明,曰武。仁者,非妪煦姑息之谓也,兴教化,修政治。养百姓,利万物,此人君之仁也。明者,非烦苛伺察之谓也,知道谊,识安危。别贤愚,辨是非,此人君之明也。武者,非强亢暴戾之谓也,惟道所在,断之不疑,jiān不能惑,佞不能移,此人君之武也。故仁而不明。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;明而不武,犹视苗之秽而不能耘也;武而不仁,犹知获而不知种也。三者兼备,则国治强,阙一则衰,阙二则危,三者无一焉,则亡,自生民以来。未之或改也。
陛下乃是三德没有做好。虽仁,仁得偏软。
但有几个皇帝能做到司马光所说的三德?当然。这篇札子上奏还有一些积极意义的。
第一个札子论君德,第二个札子论御臣之道。一是任官,朝廷以资叙职,不问贤愚,造成官员不作为。二是行赏,朝廷不能以名行赏,则天下饰名求功,以巧文逃罪。又是一条时弊,赵祯晚年多用文学之士,或者名气大的人,文章写得好就能做好皇帝好官吗?那么李煜何在?所以有了第三条,必罚,能施职,有功则增秩加赏而勿徙其官,无功则降黜废弃而更求能者,有罪则流窜刑诛而勿加宽贷。
写最后一段,司马光心中还憋着一口气。
就算郑朗犯了错,替国家做了那么多事,这点错误也早免去。
从私人角度来看,大树下好乘凉,自己是庞籍与郑朗的人,庞籍老了,也病重了,多半回不了朝堂。郑朗一直在朝堂外游离不定,对自己也不利。
三曰拣军,jīng兵之术,务jīng不务多。今所选之兵,升其军分,增其粮赐,是宜咸戴上恩,人人喜悦。可我听到京城之内,被选之人,往往咨嗟悲怨,父子相泣。况于外方兵士,远去乡里,诀别亲戚,其为愁苦,不言可知。
这就是对郑朗那个札子的补充。
看似国家拿了许多钱帛来养兵,但京城居之不易,兵士仍然很苦。
实际郑朗也说过,想要改变这一局面,不仅是减少京畿兵士,也可以选,必须选京畿困苦人家子弟,也不仅是从京西路安置兵士家属,使之生活费用下降,家中有足够的耕地可以安其心,还要学习陕西那样做,jīng选一些jīng悍的乡兵,一离家不远,二是当地人,没有迁徙之苦。
但与宋朝祖宗家法有违,郑朗不敢说,司马光同样不敢说。
五个札子上过后,司马光仍然嫌不够,国家三年一郊,未尝无赦。可是每年到夏天,皆有疏决,猾吏贪纵,大为jiān利,悍民暴横,侵侮善良。这个南郊大祭还有没有作用了?最可怕的是有些jiān人做下不法事,然后逃亡,反正三年时间一到,天下一赦,又能大咧咧回到乡里,继续为非作歹。因此南郊祭大赦制度要改,利民的的惠政保留下来,象这些罪犯却不能赦,让恶人戒惧。
又上第七奏,进五规,一曰保业,二曰惜时,三曰远谋,四曰重微,五曰务实。
七札一上,轰动京城。
赵祯也没有完全采纳,但看着这些札子感到好笑,对身边内侍说道:“三十年不鸣,一鸣则惊人。”
当初二小斗斗范讽有多牛,赵祯可是亲眼所见。没有想到二人这些年一直几乎消失了,要么王安石在两浙路做了一件高价买粮的事。
不过与少年时的青涩、锋芒毕露,赵祯更喜欢这样的司马光。
司马光的表现也更让京城百姓满意,这才象是那个相公调教的学生。
但司马光也没有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。
这一天刚下直回来,马上就到制科考试了,家中来了一个客人。
先行递了拜贴,上书七个大字,供备库使高遵裕。
供备库使不算什么高高在上的职务。
后面三个字才是真正尊贵的。
司马光犹豫了好一会儿,最终半开中门将高遵裕放了进来。
仅是半开中门,若全开,那就是媚了。
其实司马光心中很不喜高遵裕前来拜访。
让家中下人上来茶,相互施礼,高遵裕目视了一下边上侍婢,司马光让婢女下去。高遵裕道:“君实,世子对郑相公十分抑慕,他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,想让大世子拜于郑相公门下学习。”
世子不用说指赵宗实,大世子则是指另外一个少年,赵顼,但这是不可能的,不立为世子,郑朗也不可能与赵宗实一家交往,从私人感情来说,郑朗更不会与他家交往,置赵祯于何地。
立为皇储,赵顼十之乃是未来的皇储,就请郑朗教,那也是太傅或者少傅,乃是东宫之臣也。也不敢说拜之门下为学生。
但也别当真,这仅是释放一种善意。
可这回司马光真的想错了,赵宗实未必有这个想法,高滔滔却有这个想法。长子态度有些激进,让她担心。看到司马光成长起来,于是隐隐有了这份想法。不过想实现,却是很困难的。
司马光只是呷茶,不说话。
高遵裕又道:“我昨天从韩相公家中出来,两位相公乃是我大宋的栋梁之材啊。”
司马光张于放下手中茶杯,高遵裕话说得不妥当,尽管也能称为含蓄。但没有摸清司马光态度之前,万万不能这样说的。
况且将韩琦与郑朗相提并论,司马光心中也不喜,高遵裕虽没有威胁,多少却让人会产生那种误会。
司马光不悦之情一闪而逝。
庞籍下去了,老师在河工上,想要治河,还是中书相助,不能强争这口气。自己也争不了。高遵裕也是说错话了的,他意思是帮助世子吧,以后赵宗实一旦做皇帝,一个韩琦,一个郑朗,必然重用。
眼下郑朗是不一定非得将赵宗实当成一回事的,相反,赵宗实要求郑朗,不然这个皇储有可能是一场梦。但在未来,一朝君王一朝臣,郑朗能否重用,就要看赵宗实了。
司马光想通此节,怒气下去,依然呷茶。
高遵裕城府哪里及得上司马光,他看到司马光无动于衷,有些急,心道,你又不是你的老师,有什么资格显摆。
算是好的了,若是遇到王安石,早就将他轰出去。
于是他想到侄女说过一句话,若司马光不露声sè,你抛出下面一段话,十之五六会成功。不知道原因,高滔滔也未必能判断出郑朗是否对司马光说过此事。
若说了,郑朗在高滔滔心中地位更高,乃是一个真正的诚实君子。若不说,郑朗在她心中地位下降,那么此次试探与央请,反而是弄巧成拙。无奈,东宫这件事悬而未决,皇上有儿子一切归零,没有儿子也未必轮到丈夫,久不决,关系到国家将来帝位,对自己丈夫会产生诸多不利。拖不起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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