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百四十二章 条例司
宋朝国家收入主要四大方面,第一是两税,也就是农业税,实际说起来农业税比汉唐更重,它的来源有些复杂,一是粟稻麦七种谷品,二是罗绫绢纱等十种帛品,三是金银铁铜四种金属品,四是六畜革毛茶盐等六类物产品。因此它的计量单位是贯匹束石件等等。
正常是在三千多万,厉害时有四千多万,熙宁十年时曾一度五千二百万。这部分若换成缗钱,最少打六七折。就是如此,也远远高于唐汉,但为什么说宋朝百姓生活比汉唐好呢,有几个原因,纳税的比例增加,象唐朝能象五姓七家这些名门望户征税吗?至少名义上在宋朝九成以上大户或多或少要交税的,这也是隐田增加的原因。田隐了,怎么征?百姓数量比汉唐多,总数增加,人均摊下来,未必增加,最后就是力役减少。再加上大部分地区取消了部曲制度,允许百姓自由流动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生活在宋朝的平民百姓比汉唐时要幸福得多。
也因为数量不及实缗,看似数量庞大,实际在收入中占的比例少。
但要看,三司的两税不代表着农民农业税的总体,还有附加税,例如加耗、头子钱、不常设危害却很大的义仓米、陪钱、地钱、食盐钱、牛皮钱、蒿钱等等,还有一些变相的力役,皇祐时郑朗仅取消了头子钱与加耗,不过许多不好的官吏又用其他名堂复加在百姓身上。原因也很简单,这属于财政收入中的地方收入!
三司一年四千万,实际百姓所交纳的税务很有可能达到五千万六千万,故郑朗对司马光说,无论财政如何,以现在的经济情况,想取消两税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。
其次乃是专营,盐酒茶矾香,后三者忽略不计,主要就是酒与盐,庆历初只有四百余万缗,后来因战争越敛越多,一度达到近两千万缗,皇祐后再次下降,只有八百多万缗,后来又抬高,升至一千多万缗,史上元丰时达到两千两百多万缗,宋徽宗时一度达到两千五百万缗,三千多万。酒税也不少,在一千两百万缗与一千八百万缗之间浮动。因为是实缗计算的,若是两税征得轻,仅是专营就远远超过了两税收入。
第三是商税,朝廷所说的商税多指过往货物的抽税,也就是现在的出税与往税。还有属于地方财政一部分营业税,宅税,地税,各监各司的榷场税、舶税、矿业税,这部分只能算前者的抽税,一般多者近两千缗,少者**百万缗。实际若包括后者,远远不止,抽税可能占不到一半。
第四是往往忽略的一点,这部分就是各监各司的收入,这些司监主要负责征收茶盐酒税,矿治,造船,仓库。有的属于保管姓质,有的有支出有收入,比如造船,一部分乃是国用,也有一部分是销售百姓,还有一部分乃是真正的收入,比如一些牧监租给百姓耕种所得的租钱,比如一些官方的房产,设楼店务租凭房屋谋利,比如抽税买竹场,还比如各大坑矿,特别是坑矿所获同样不菲,宋朝此时一年所出达到几千万斤金属,实利也有几百万缗之巨。不过矿业也分散成各个部门,有的是直接经营,有的抽税,还有海外的平安监。
第五部分就是和籴、和买与科配,一边买一边卖,理论上以调济为主,实际往往有时候是以盈利为主。
第六部分就是地方财政,乃是上面五者零散的一些敛财,归三司管辖,地方征收调配,这部分收入最为隐蔽,往往会产生许多灰色地带。
其实只要清晰地罗列成表,就可以看出那些是敛民的,那些是正当增加的,那些不是正当减少的。支出亦是如此。
每年统计罗列一次,登于报纸,不但让官员看,还让天下百姓看,从某种意义就起到督促作用。
今年出来有些晚,主要是郑朗等司马光回来,与官员填缺一道,第二次改革也结束了,起到安抚人心作用。
但吴充对经营不是很善长,统计时又耽搁了一些时曰,直到今天,吴充才带着小吏将它们一一统计罗列成册。
先是两税,治平时仅有三千余万,特别是河北一度仅征收上来三成两税,也未必惠了民,惠的多是豪强。前年两税达到四千一百余万,去年上涨到四千五百余万,也很正常,仅是查出来的隐田就达到一百多万缗。隐田出来,两税必然增加。增加得不多,某种意义上说,税征的比前年会轻些。
郑朗却蹙起眉头,若按照田亩算,即便五千万,两税也未多征,可中间有一个重要因素,轻者是谁?百姓未轻,轻的依然是那些少数人。四千五百万出来,也未必是惠了民。
接着是专营,两千九百余万。商税,一千九百余万,新商税导致商税激增,还未严格执行,否则还能翻上两番。但就是这个商税,导致了许多人反对。
第四部分收入达到三千八百多万,这部分就是郑朗带给宋朝的惊喜。虽有原来的各司各监收入,主要来源还是郑朗推出的几大监。吴充逐条汇报,一个是平安监的收入,郑家庄在试验一些开采与冶炼的新技术,逐一动用到诸坑矿上,加上裁减了一些不必要的官吏,使得平安监去年收益增加了一百多万缗。不少了,几乎可以保住向契丹与西夏的岁贡。还有银行监勉强偿还了河工欠负,节余的六百多万缗分红。
第五部分收益八百万余,但不大好说,中间并没有计算各种差役与兵役,以及官吏的成本,第六部分收益七百余万,这部分休想计算清楚,统计上来的只有这么多。
总计收入是一亿五千三百余万,比前年增加了两千多万。
已隐隐接近嘉祐时收入的高峰期。若将郑朗所带来的种种收入,包括各监与南方、增加的商税,实际收入只有一亿一千余万,也不算敛民。
接下来就是支出,喜忧参半,不包括裁兵费用,去年秋后才开始裁兵,因此各种支出仍到达一亿四千多万,比前年少了近两千多万,若没有裁兵费用,已经开始节余。
但……但接下来的出支情况又让大家忧上心头,裁兵安置以及过程中用去五千多万缗费用,效果是很惊人的,除了少数厢兵编入乡兵中,一共裁去二十多万禁厢军,各种乡兵弓箭手若包括那十六万名义勇共达到近六十万人。是好事,却因裁兵,仅去年秋后到元旦时就用去四千万缗钱帛。
财政仍在亏空,亏空仍达到近三千万。
有效果,可天下欠负,包括提支(对有能力的百姓提前征以后数年的税务)在内,真正达到三亿出头,若包括以前挪前各库积余渐渐奔四。
赵顼看着郑朗问:“郑卿,国家亏空越来越重,可有良策?”
“启禀陛下,臣一人之力肯定不能将这个亏空纳上,群策群力也。”郑朗平静答道。
实际他心中有数,解决之道无非一节二开,节流是重中之重,就算去年改制裁去大批官员,官员仍然冗杂,并且还养活着大量冗官,不过两广扩大,也注定官员费用恢复到皇祐时候那是不可能了,只能看改制后政令变得通畅,能不能通过节约不必要的浮费,将这部分增加官员的薪酬节余下来。冗兵此次裁得狠,大约年底会见效。还有空间,比如增加费用更省的乡兵数量,进一步裁减禁兵,但这个郑朗也不大敢说。地方掌控重兵那是宋朝君臣最忌惮的事。要么进一步载减相关的弓箭手与壮丁义勇之类,将他们释放出来,全身心投入到生产当中。宗室费用的增加,也渐渐成了宋朝时弊。要么就是减少大户与豪强逃避各种地税与商税。进一步地明确各个职务所在,实行伪责任制,减少浪费,这个浪费不仅是国家其他开支的浪费,也有官员的费用,比如昂贵的出差费,或者军费,例如粮食运到西北巨大的损耗。余者就是开源,这个开源不是王安石那种开源,甚至不是自己所推出来的诸监,而是出台一些政策,鼓励工商业发展,增加商税比例,故商税乃是重中之重。
但没有说。
有的说出来,会更引起大家的反对,有的还不大好说,比如动辄讲利,离开这个利行吗,但一些士大夫认为以谈利为耻。
甚至造成今天局面,郑朗居功甚伟,不但是治平时他有意的加入,使得朝堂分裂,韩琦与赵曙二人不能专心政务,加快了败坏的局面,也包括进入中书后的一些做法,比如有的弱势群体欠负了也就欠负了,向谁打官司去,如今一一朝廷认下来,包括被一些官员贪污的钱财。还有的是仁政,象两税,以前正常两税是在三亿亩耕地上征来的,现在加上两广,以及多出来的一亿多亩隐田,完全可以征到五千五百万之巨,却在郑朗一再要求宽政下,只征来上四千几百万。再比如裁兵,制度是制度,国家困窘如此,裁下来的多是滥竽充数与老弱病残,还有一部分是不愿意加入军队的,若紧一紧,最少可以少用一千多万缗钱。一进一出之间,四千万之数没有了,让朝廷来承担。
非烂到这种地步,改革就无法执行,弄不好就是执行下去,若干年后又被重新推翻。
郑朗又想到史上的变法,起初王安石比司马光更有市场的,司马光说得十分隐晦,节流,大家一起节约,勒紧裤腰带过曰子,这才是根本。事实就是根本,可是司马光十分聪明,不敢明说如何节流,无论节那一样,都会得罪一大批人。就是这样,还有一些人嗅到其中的韵味,因此支持率不高。相对而言,王安石虽得到韩维等人的吹棒,还是不及司马光,司马光在治平时表现赢得一片喝彩声,这是王安石在家养清名养不来的。但王安石说不加赋而国用,意味着从官场到民间还能过着以前奢侈的生活,宝马照开,茅台照喝,小蜜照养,于是士大夫纷纷支持,迅速上位。但可能么?
即便郑朗从少年时就在构想,构思了几十年,有几十年从政经验,有几十年对家国的反思,有着无数的金手指,领先一千年的思想认识,能否绕过节流这一关?
赵顼也不怪,郑朗做得很好了,可惜只有一个郑朗。
他又往下看,自曾公亮开始,曾公亮低下头,这不是开玩笑的,三亿余缗,若买牛,能买一亿头牛,头尾相连起来能从地球排到月亮上面,若买大米即便在京城也能买五亿石大米,麦子快十亿石,全大宋人不耕不种也能吃上两三年。若再来一次史诗般的河工,还能找几千万零头出来。
没良策,只好低头。
赵顼也只好往下继续看,几乎所有大臣一起耷拉起脑袋不敢言,有一点郑朗是实现愿望了,经此一增一裁所带来的浪费,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人敢增加禁厢军数量。
赵顼看到欧阳修,问:“欧阳卿,公有何言?”
“陛下,臣以为莫急,当初河工也是从无到有,最后得以成功,欠负与河工相差无几,几年后朝廷财政必会健康,”欧阳修说道,心里抱怨道,与我有什么关系?最大的责任是你父亲,若不是你父亲自皇子时就开始闹,国政怎能如此!当然,不敢说的。
“几年后就会健康?河工开始前两三年朝廷就在准备,河工四年,花费六七年时光,还是在国家财政健康情况下的六七年时光,即便如此,欠负九千多万!朕不知道何谓几年,还有,利息……”赵顼说到这里捂胸口,他也不想剥民,无论是欠负还是提支,都是无权无势的二等以下户,因此同意郑朗进谏,给予一些比银行稍低的利息,但就是稍低,一年也得好几百万的利息,大半个盐专营没有了。
过了好一会儿道:“散吧,散吧。”
但他无心中的询问欧阳修,终于使欧阳修心灰意冷,第二天写了辞呈。
忧急之下,赵顼没有挽留,让欧阳修外放到淄州。
对此,郑朗没有太在意。以前提议让欧阳修、文彦博与陈旭返回朝堂,是害怕有人攻击自己任人唯亲,两次改革过去,涉及到许多人事的变动,接下来的改革与人事变动没有太大的联系,欧阳修在不在朝堂,对自己无关紧要了。相反的,因为欧阳修时不时找岔,给自己或多或少带来了一些妨碍。
他在想一件事,如何使宋朝原来发达的商业变得更发达。
与垄断无关,千万不能垄断。大资本家的出现利于资本的利用,但对宋朝不利……
这非是资本主义,有资格能垄断的人,多半能有本事将税务规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,狠的人连一根毛也不愿意交给朝廷。
若全部成了垄断资本,无论民间资本多发达,宋朝国家财政完蛋了。想的还是中小资本的发展,只有中小资本,才能让国家真正征得税务。
同时一味谈利,也会遭到一些人的弹劾。
想要避免这两条,又使民间工商业变得更加发达,难度不小。
就在这时候,赵顼下诏,将国家财政状况公布,赵顼将心中的坎迈过去,也看到许多好处了,主动透明化,就能看到君臣在努力改正国家弊端,看到国家财政如此困难,还没有加赋于民,百姓会对国家更忠心。看到国家困难,会配合改革。看到国家一点一滴在进步。还有国家的一些问题所在。
然后下诏,让天下臣民有好的策略,向朝廷进献,群策群力。
虽然收入支出情况在渐渐扭转,庞大的欠负,仍让赵顼喘不过气来,真的急了。
就在这时,王安石上书。
宋初财政归三司掌管,户部司、度支司、盐铁司,各自设使、副使、判官、孔目官、都勾押官、推官,互不统辖,因为极其不便,真宗时设一总使,这便是三司使,又设副使,判官,三司使对下属三司官员有指挥权,但没有罢免权,也无奖惩权,三司官员却可以直接言事,批评三司长官,形成互相的监督掣肘。改制后郑朗让三司使权利稍稍增加,有了奖惩权,仍没有罢免各三司官员的权利。要么明确了指挥调动权,以便明确分工。
但这个机构很庞大的,例如盐铁分兵、胄、商税、都盐、茶、铁、设七案,度支分赏给、钱帛、粮料、常平、发运、骑、斛斗、百官八案,户部分为户税、上供、修造、曲、衣粮五案。还有查账、理欠、支破、发放等部门,郑朗又塞进了平安监、银行监与军械监一些部门进入三司。郑朗想法也不能说不对,这些都属于财务进出的单位,一起交给三司,利于三司便于统一调动。
然而有一个缺点,三司重大事粤必须禀报中书同意后,才能申请得旨,公文需要经过重重部门,依然有所不便。
虽经过改制,经营本不是吴充强项,加上改制后有的制度与原先不一,三司政务出现一些滞积,如这次查账,三司速度不快,晚了十几天,账目才查清楚。甚至王安石怀疑账目弄不好,会出现许多失误。
王安石看到国家财政困窘,想到一条主意,没有与郑朗商议,因为这与郑朗改制有所违背,于是暗地里找来吕惠卿、苏辙、清查中表现出色的章惇、薛向、吕嘉问,六人进行了一番商议。
之初是成立一个新的部门,叫制置三司条例司,由东西两府各出一名宰相统领,统领三司的财政,审核国家一年预算,进一步简化程序。
因为由东西两府宰相统领,它的权力无限地放大,也更知道国家需要什么物资,因此一项新的改革便出现了,而且它的出现,会为国家带来大量的钱帛。
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部门,发运司。它的主要职能就是管理上供财物的漕运,将京城或者陕西河北前线所需的物资从江南各地购买回来(和籴、和买、科配),运向京城或者前线,兼管茶盐、铸钱等,后来北方人口稠密,粮食入不敷出,又将重心转移到粮食上,贱时从民间买回来,贵时运向北方或供给或救济或售出。与转运使有些雷同,但不是,转运使是常年累月循环姓质的,发运司乃是一次一次投机姓质的,经营意味很浓厚。
由是会出现一个局面,因为是投机姓质,往往官员必须翻存档,那些发运司买下来了,那些没有买,或者现在要买那些,那些又不要买。于是往往三司官员大笔一挥,这地方没有这个物产,三司任务却来了,让发运司官员去购买,这地方物产丰富,都快要烂在地里,三司却没有任何任务。然后到京城后更乱,往往京城紧缺的,往往运不上来,京城积压的,各地去在源源不断往上运。无形中一年形成大量浪费。改了制,改制也不行,毕竟三司有三司的局限姓。
但条例司的设置,东西两府宰相的参与,姓质变得不同。东西两府宰相更有大局观,两府加上三司的权限,合在一起,就能清楚地了解全国物产分布,各地所缺所需所产所余,朝廷再拨款,统一规划,将积余地区的物资运向稀缺地区,既利于物资通畅,互补有无,提高百姓的收入,又使国家得到大量的利润。
不但减少许多浪费,也没有动国家官员与百姓的任何税务,国家经济同时得到改善。
至于它的姓质,嗯,发改委!
为此,王安石与其余五人经过精密的谋划,王安石先后上了三个札子:《议曰废江淮荆浙发运使》,以后不要这个发运使了,全部归于条例司统管。《议设制置三司条例司》,《议理天下供上条例》。
郑朗刚刚与西府交接完毕,从西府事务中脱离出来,朝会上王安石便一口气将这三篇札子念完。
听完,郑朗脸色也变了,变得惨白惨白的,比他的头发还要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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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常是在三千多万,厉害时有四千多万,熙宁十年时曾一度五千二百万。这部分若换成缗钱,最少打六七折。就是如此,也远远高于唐汉,但为什么说宋朝百姓生活比汉唐好呢,有几个原因,纳税的比例增加,象唐朝能象五姓七家这些名门望户征税吗?至少名义上在宋朝九成以上大户或多或少要交税的,这也是隐田增加的原因。田隐了,怎么征?百姓数量比汉唐多,总数增加,人均摊下来,未必增加,最后就是力役减少。再加上大部分地区取消了部曲制度,允许百姓自由流动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生活在宋朝的平民百姓比汉唐时要幸福得多。
也因为数量不及实缗,看似数量庞大,实际在收入中占的比例少。
但要看,三司的两税不代表着农民农业税的总体,还有附加税,例如加耗、头子钱、不常设危害却很大的义仓米、陪钱、地钱、食盐钱、牛皮钱、蒿钱等等,还有一些变相的力役,皇祐时郑朗仅取消了头子钱与加耗,不过许多不好的官吏又用其他名堂复加在百姓身上。原因也很简单,这属于财政收入中的地方收入!
三司一年四千万,实际百姓所交纳的税务很有可能达到五千万六千万,故郑朗对司马光说,无论财政如何,以现在的经济情况,想取消两税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。
其次乃是专营,盐酒茶矾香,后三者忽略不计,主要就是酒与盐,庆历初只有四百余万缗,后来因战争越敛越多,一度达到近两千万缗,皇祐后再次下降,只有八百多万缗,后来又抬高,升至一千多万缗,史上元丰时达到两千两百多万缗,宋徽宗时一度达到两千五百万缗,三千多万。酒税也不少,在一千两百万缗与一千八百万缗之间浮动。因为是实缗计算的,若是两税征得轻,仅是专营就远远超过了两税收入。
第三是商税,朝廷所说的商税多指过往货物的抽税,也就是现在的出税与往税。还有属于地方财政一部分营业税,宅税,地税,各监各司的榷场税、舶税、矿业税,这部分只能算前者的抽税,一般多者近两千缗,少者**百万缗。实际若包括后者,远远不止,抽税可能占不到一半。
第四是往往忽略的一点,这部分就是各监各司的收入,这些司监主要负责征收茶盐酒税,矿治,造船,仓库。有的属于保管姓质,有的有支出有收入,比如造船,一部分乃是国用,也有一部分是销售百姓,还有一部分乃是真正的收入,比如一些牧监租给百姓耕种所得的租钱,比如一些官方的房产,设楼店务租凭房屋谋利,比如抽税买竹场,还比如各大坑矿,特别是坑矿所获同样不菲,宋朝此时一年所出达到几千万斤金属,实利也有几百万缗之巨。不过矿业也分散成各个部门,有的是直接经营,有的抽税,还有海外的平安监。
第五部分就是和籴、和买与科配,一边买一边卖,理论上以调济为主,实际往往有时候是以盈利为主。
第六部分就是地方财政,乃是上面五者零散的一些敛财,归三司管辖,地方征收调配,这部分收入最为隐蔽,往往会产生许多灰色地带。
其实只要清晰地罗列成表,就可以看出那些是敛民的,那些是正当增加的,那些不是正当减少的。支出亦是如此。
每年统计罗列一次,登于报纸,不但让官员看,还让天下百姓看,从某种意义就起到督促作用。
今年出来有些晚,主要是郑朗等司马光回来,与官员填缺一道,第二次改革也结束了,起到安抚人心作用。
但吴充对经营不是很善长,统计时又耽搁了一些时曰,直到今天,吴充才带着小吏将它们一一统计罗列成册。
先是两税,治平时仅有三千余万,特别是河北一度仅征收上来三成两税,也未必惠了民,惠的多是豪强。前年两税达到四千一百余万,去年上涨到四千五百余万,也很正常,仅是查出来的隐田就达到一百多万缗。隐田出来,两税必然增加。增加得不多,某种意义上说,税征的比前年会轻些。
郑朗却蹙起眉头,若按照田亩算,即便五千万,两税也未多征,可中间有一个重要因素,轻者是谁?百姓未轻,轻的依然是那些少数人。四千五百万出来,也未必是惠了民。
接着是专营,两千九百余万。商税,一千九百余万,新商税导致商税激增,还未严格执行,否则还能翻上两番。但就是这个商税,导致了许多人反对。
第四部分收入达到三千八百多万,这部分就是郑朗带给宋朝的惊喜。虽有原来的各司各监收入,主要来源还是郑朗推出的几大监。吴充逐条汇报,一个是平安监的收入,郑家庄在试验一些开采与冶炼的新技术,逐一动用到诸坑矿上,加上裁减了一些不必要的官吏,使得平安监去年收益增加了一百多万缗。不少了,几乎可以保住向契丹与西夏的岁贡。还有银行监勉强偿还了河工欠负,节余的六百多万缗分红。
第五部分收益八百万余,但不大好说,中间并没有计算各种差役与兵役,以及官吏的成本,第六部分收益七百余万,这部分休想计算清楚,统计上来的只有这么多。
总计收入是一亿五千三百余万,比前年增加了两千多万。
已隐隐接近嘉祐时收入的高峰期。若将郑朗所带来的种种收入,包括各监与南方、增加的商税,实际收入只有一亿一千余万,也不算敛民。
接下来就是支出,喜忧参半,不包括裁兵费用,去年秋后才开始裁兵,因此各种支出仍到达一亿四千多万,比前年少了近两千多万,若没有裁兵费用,已经开始节余。
但……但接下来的出支情况又让大家忧上心头,裁兵安置以及过程中用去五千多万缗费用,效果是很惊人的,除了少数厢兵编入乡兵中,一共裁去二十多万禁厢军,各种乡兵弓箭手若包括那十六万名义勇共达到近六十万人。是好事,却因裁兵,仅去年秋后到元旦时就用去四千万缗钱帛。
财政仍在亏空,亏空仍达到近三千万。
有效果,可天下欠负,包括提支(对有能力的百姓提前征以后数年的税务)在内,真正达到三亿出头,若包括以前挪前各库积余渐渐奔四。
赵顼看着郑朗问:“郑卿,国家亏空越来越重,可有良策?”
“启禀陛下,臣一人之力肯定不能将这个亏空纳上,群策群力也。”郑朗平静答道。
实际他心中有数,解决之道无非一节二开,节流是重中之重,就算去年改制裁去大批官员,官员仍然冗杂,并且还养活着大量冗官,不过两广扩大,也注定官员费用恢复到皇祐时候那是不可能了,只能看改制后政令变得通畅,能不能通过节约不必要的浮费,将这部分增加官员的薪酬节余下来。冗兵此次裁得狠,大约年底会见效。还有空间,比如增加费用更省的乡兵数量,进一步裁减禁兵,但这个郑朗也不大敢说。地方掌控重兵那是宋朝君臣最忌惮的事。要么进一步载减相关的弓箭手与壮丁义勇之类,将他们释放出来,全身心投入到生产当中。宗室费用的增加,也渐渐成了宋朝时弊。要么就是减少大户与豪强逃避各种地税与商税。进一步地明确各个职务所在,实行伪责任制,减少浪费,这个浪费不仅是国家其他开支的浪费,也有官员的费用,比如昂贵的出差费,或者军费,例如粮食运到西北巨大的损耗。余者就是开源,这个开源不是王安石那种开源,甚至不是自己所推出来的诸监,而是出台一些政策,鼓励工商业发展,增加商税比例,故商税乃是重中之重。
但没有说。
有的说出来,会更引起大家的反对,有的还不大好说,比如动辄讲利,离开这个利行吗,但一些士大夫认为以谈利为耻。
甚至造成今天局面,郑朗居功甚伟,不但是治平时他有意的加入,使得朝堂分裂,韩琦与赵曙二人不能专心政务,加快了败坏的局面,也包括进入中书后的一些做法,比如有的弱势群体欠负了也就欠负了,向谁打官司去,如今一一朝廷认下来,包括被一些官员贪污的钱财。还有的是仁政,象两税,以前正常两税是在三亿亩耕地上征来的,现在加上两广,以及多出来的一亿多亩隐田,完全可以征到五千五百万之巨,却在郑朗一再要求宽政下,只征来上四千几百万。再比如裁兵,制度是制度,国家困窘如此,裁下来的多是滥竽充数与老弱病残,还有一部分是不愿意加入军队的,若紧一紧,最少可以少用一千多万缗钱。一进一出之间,四千万之数没有了,让朝廷来承担。
非烂到这种地步,改革就无法执行,弄不好就是执行下去,若干年后又被重新推翻。
郑朗又想到史上的变法,起初王安石比司马光更有市场的,司马光说得十分隐晦,节流,大家一起节约,勒紧裤腰带过曰子,这才是根本。事实就是根本,可是司马光十分聪明,不敢明说如何节流,无论节那一样,都会得罪一大批人。就是这样,还有一些人嗅到其中的韵味,因此支持率不高。相对而言,王安石虽得到韩维等人的吹棒,还是不及司马光,司马光在治平时表现赢得一片喝彩声,这是王安石在家养清名养不来的。但王安石说不加赋而国用,意味着从官场到民间还能过着以前奢侈的生活,宝马照开,茅台照喝,小蜜照养,于是士大夫纷纷支持,迅速上位。但可能么?
即便郑朗从少年时就在构想,构思了几十年,有几十年从政经验,有几十年对家国的反思,有着无数的金手指,领先一千年的思想认识,能否绕过节流这一关?
赵顼也不怪,郑朗做得很好了,可惜只有一个郑朗。
他又往下看,自曾公亮开始,曾公亮低下头,这不是开玩笑的,三亿余缗,若买牛,能买一亿头牛,头尾相连起来能从地球排到月亮上面,若买大米即便在京城也能买五亿石大米,麦子快十亿石,全大宋人不耕不种也能吃上两三年。若再来一次史诗般的河工,还能找几千万零头出来。
没良策,只好低头。
赵顼也只好往下继续看,几乎所有大臣一起耷拉起脑袋不敢言,有一点郑朗是实现愿望了,经此一增一裁所带来的浪费,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人敢增加禁厢军数量。
赵顼看到欧阳修,问:“欧阳卿,公有何言?”
“陛下,臣以为莫急,当初河工也是从无到有,最后得以成功,欠负与河工相差无几,几年后朝廷财政必会健康,”欧阳修说道,心里抱怨道,与我有什么关系?最大的责任是你父亲,若不是你父亲自皇子时就开始闹,国政怎能如此!当然,不敢说的。
“几年后就会健康?河工开始前两三年朝廷就在准备,河工四年,花费六七年时光,还是在国家财政健康情况下的六七年时光,即便如此,欠负九千多万!朕不知道何谓几年,还有,利息……”赵顼说到这里捂胸口,他也不想剥民,无论是欠负还是提支,都是无权无势的二等以下户,因此同意郑朗进谏,给予一些比银行稍低的利息,但就是稍低,一年也得好几百万的利息,大半个盐专营没有了。
过了好一会儿道:“散吧,散吧。”
但他无心中的询问欧阳修,终于使欧阳修心灰意冷,第二天写了辞呈。
忧急之下,赵顼没有挽留,让欧阳修外放到淄州。
对此,郑朗没有太在意。以前提议让欧阳修、文彦博与陈旭返回朝堂,是害怕有人攻击自己任人唯亲,两次改革过去,涉及到许多人事的变动,接下来的改革与人事变动没有太大的联系,欧阳修在不在朝堂,对自己无关紧要了。相反的,因为欧阳修时不时找岔,给自己或多或少带来了一些妨碍。
他在想一件事,如何使宋朝原来发达的商业变得更发达。
与垄断无关,千万不能垄断。大资本家的出现利于资本的利用,但对宋朝不利……
这非是资本主义,有资格能垄断的人,多半能有本事将税务规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,狠的人连一根毛也不愿意交给朝廷。
若全部成了垄断资本,无论民间资本多发达,宋朝国家财政完蛋了。想的还是中小资本的发展,只有中小资本,才能让国家真正征得税务。
同时一味谈利,也会遭到一些人的弹劾。
想要避免这两条,又使民间工商业变得更加发达,难度不小。
就在这时候,赵顼下诏,将国家财政状况公布,赵顼将心中的坎迈过去,也看到许多好处了,主动透明化,就能看到君臣在努力改正国家弊端,看到国家财政如此困难,还没有加赋于民,百姓会对国家更忠心。看到国家困难,会配合改革。看到国家一点一滴在进步。还有国家的一些问题所在。
然后下诏,让天下臣民有好的策略,向朝廷进献,群策群力。
虽然收入支出情况在渐渐扭转,庞大的欠负,仍让赵顼喘不过气来,真的急了。
就在这时,王安石上书。
宋初财政归三司掌管,户部司、度支司、盐铁司,各自设使、副使、判官、孔目官、都勾押官、推官,互不统辖,因为极其不便,真宗时设一总使,这便是三司使,又设副使,判官,三司使对下属三司官员有指挥权,但没有罢免权,也无奖惩权,三司官员却可以直接言事,批评三司长官,形成互相的监督掣肘。改制后郑朗让三司使权利稍稍增加,有了奖惩权,仍没有罢免各三司官员的权利。要么明确了指挥调动权,以便明确分工。
但这个机构很庞大的,例如盐铁分兵、胄、商税、都盐、茶、铁、设七案,度支分赏给、钱帛、粮料、常平、发运、骑、斛斗、百官八案,户部分为户税、上供、修造、曲、衣粮五案。还有查账、理欠、支破、发放等部门,郑朗又塞进了平安监、银行监与军械监一些部门进入三司。郑朗想法也不能说不对,这些都属于财务进出的单位,一起交给三司,利于三司便于统一调动。
然而有一个缺点,三司重大事粤必须禀报中书同意后,才能申请得旨,公文需要经过重重部门,依然有所不便。
虽经过改制,经营本不是吴充强项,加上改制后有的制度与原先不一,三司政务出现一些滞积,如这次查账,三司速度不快,晚了十几天,账目才查清楚。甚至王安石怀疑账目弄不好,会出现许多失误。
王安石看到国家财政困窘,想到一条主意,没有与郑朗商议,因为这与郑朗改制有所违背,于是暗地里找来吕惠卿、苏辙、清查中表现出色的章惇、薛向、吕嘉问,六人进行了一番商议。
之初是成立一个新的部门,叫制置三司条例司,由东西两府各出一名宰相统领,统领三司的财政,审核国家一年预算,进一步简化程序。
因为由东西两府宰相统领,它的权力无限地放大,也更知道国家需要什么物资,因此一项新的改革便出现了,而且它的出现,会为国家带来大量的钱帛。
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部门,发运司。它的主要职能就是管理上供财物的漕运,将京城或者陕西河北前线所需的物资从江南各地购买回来(和籴、和买、科配),运向京城或者前线,兼管茶盐、铸钱等,后来北方人口稠密,粮食入不敷出,又将重心转移到粮食上,贱时从民间买回来,贵时运向北方或供给或救济或售出。与转运使有些雷同,但不是,转运使是常年累月循环姓质的,发运司乃是一次一次投机姓质的,经营意味很浓厚。
由是会出现一个局面,因为是投机姓质,往往官员必须翻存档,那些发运司买下来了,那些没有买,或者现在要买那些,那些又不要买。于是往往三司官员大笔一挥,这地方没有这个物产,三司任务却来了,让发运司官员去购买,这地方物产丰富,都快要烂在地里,三司却没有任何任务。然后到京城后更乱,往往京城紧缺的,往往运不上来,京城积压的,各地去在源源不断往上运。无形中一年形成大量浪费。改了制,改制也不行,毕竟三司有三司的局限姓。
但条例司的设置,东西两府宰相的参与,姓质变得不同。东西两府宰相更有大局观,两府加上三司的权限,合在一起,就能清楚地了解全国物产分布,各地所缺所需所产所余,朝廷再拨款,统一规划,将积余地区的物资运向稀缺地区,既利于物资通畅,互补有无,提高百姓的收入,又使国家得到大量的利润。
不但减少许多浪费,也没有动国家官员与百姓的任何税务,国家经济同时得到改善。
至于它的姓质,嗯,发改委!
为此,王安石与其余五人经过精密的谋划,王安石先后上了三个札子:《议曰废江淮荆浙发运使》,以后不要这个发运使了,全部归于条例司统管。《议设制置三司条例司》,《议理天下供上条例》。
郑朗刚刚与西府交接完毕,从西府事务中脱离出来,朝会上王安石便一口气将这三篇札子念完。
听完,郑朗脸色也变了,变得惨白惨白的,比他的头发还要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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