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7章
从我去找莉拉的那个夜晚开始,一直到我结婚那天——我是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七日在佛罗伦萨结的婚,我们在威尼斯度了三天蜜月,我充满热情地开始了我的新婚生活——我一直尽我所能地帮助莉拉。实际上,刚开始我只是想照顾她,等她的感冒好了。那个阶段,我要收拾佛罗伦萨的房子,还有书籍推广的很多事情。电话不停地响起,我母亲在嘟囔,她把电话号码给了半个城区的人,但没人找她,她说家里装了这个玩意,简直是个累赘,几乎所有电话都是找我的。我为将来可能要写的新小说做笔记,我还尝试弥补我在文学和政治上的知识欠缺。但我朋友虚弱无助的状况,让我不得不放下手头的事情,用越来越多的时间照顾她。我母亲马上就发现,我和莉拉的关系恢复了,她觉得这是一件丢人的事儿,她在一旁煽风点火,不仅仅骂我,也说莉拉的坏话。她依然觉得,她可以对我指手画脚,告诉我什么事情可以做,什么事情不能做,她一瘸一拐地走在我的身后,批评我,有时候,我觉得她简直要钻到我的脑子里来,就是为了防止我自己做主。她刺激我说,你跟她还有什么共同的地方,还有什么话可以说?你想想你现在的身份,还有她现在的样子,你写了一本恶心的书还不够吗?你还要和那个婊子来往?但我一直装聋卖哑,我几乎每天都和莉拉见面。我看着她在房间里睡着了,然后我出去,面对在厨房里等了一夜的两个男人,我努力帮助她重建自己的生活。
我对恩佐和帕斯卡莱说,莉拉病了,不能继续在索卡沃的工厂工作,她已经辞职了。跟恩佐根本不需要浪费口舌,他很早就明白了,莉拉已经无法忍受继续在工厂里上班,因为她的处境非常艰难,她的内心很崩溃。帕斯卡莱呢,在他开着车子回城区的路上——那时候很早,路上没有什么人——他忍不住说:“我们不要太夸张了。”他说,在工厂里,莉拉的确是很辛苦,但世界上所有被剥削的人,都过着那种日子。他用他小时候就常用的一种语气,和我谈起了意大利南方的农民、北方的工人,拉丁美洲、巴西东北部、非洲、美国黑人、越南人民,还有美帝国主义。我很快就打断了他,我说:“帕斯卡莱,如果莉娜再继续这样下去,她会死的。”但他还是没停下来,他一直在反对我的观点,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关心莉拉,而是因为在索卡沃的工厂里做斗争,对他来说非常重要。他觉得莉拉的身份非常重要,在他内心深处,他确信莉拉只是有些感冒,根本不需要小题大做,像我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,会操心一场感冒发烧,而不会担心一场工人运动失败带来的政治后果。这些话他并没有明说,而是说得很含糊,是我自己说出来了,说得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,我就是想告诉他,我知道他的意思。这让他更加烦躁,他把我放到栅栏门那里,对我说:“现在我要去上班了,莱农,我们以后再谈谈这件事情。”后来我一去圣约翰·特杜奇奥,就把恩佐叫到一边,对他说:你如果为了莉娜好,就让帕斯卡莱离她远一点,她再也不能听到工厂的事情。
在那个阶段,我在包里总是放一本书,还有我的笔记本:我会在公共汽车上,或者莉拉平静下来的时候读书。有时候我发现,她瞪着眼睛盯着我看,也许她想知道我在看什么书,但她从来连书名都不问。我试着给她念几页我正看的书——我记得,那是厄普顿客栈里的场景——她闭上了眼睛,好像很厌烦。几天之后,她的烧退了,但咳嗽一直没有好,因此我让她不要下床。我负责收拾家里,做饭,照顾詹纳罗。也许因为他已经是大孩子了,所以有些霸道,也有些调皮,我觉得他不像米尔科——尼诺的另一个孩子那样,对我有吸引力。但有时候,他玩得很疯,忽然就会很沮丧,躺在地板上昏睡过去,这让我很心软,让我喜欢上他,他自己也感觉到了,就越来越缠着我,不让我干活或者读书。
这时候,我想更进一步了解莉拉的处境。她有钱吗?没有,我借钱给她,她接受了,然后发了一千遍誓,说她一定会还给我的。布鲁诺欠她多少钱工钱?两个月工资。退职金呢?她不知道。恩佐在做什么工作,他赚多少钱?不知道。苏黎世的那个函授课程,能带来多少具体的收益?也不知道。她一直在咳嗽,她胸口很疼,嗓子不畅通,心跳有时候会失控。我详细记下了所有症状,我想说服她去看医生,接受比阿尔曼的听诊更仔细的检查。她没有答应,也没有反对我。有一天晚上,恩佐还没有回来,帕斯卡莱露脸了,他很客气地说,委员会的成员,还有索卡沃工厂里的几个工人,想知道她怎么样了。我强调说,她的病还很严重,她需要休息。但他还是要求见莉拉,说是打个招呼。我让他在厨房等着,我去跟莉拉说这件事情,我建议她不要和帕斯卡莱见面。她做了一个表情,意思是:你让我怎么做,我就怎么做。她之前一直是一个不容置辩,说什么就做什么,而且会出尔反尔的人,现在她依赖着我,这让我很感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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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对恩佐和帕斯卡莱说,莉拉病了,不能继续在索卡沃的工厂工作,她已经辞职了。跟恩佐根本不需要浪费口舌,他很早就明白了,莉拉已经无法忍受继续在工厂里上班,因为她的处境非常艰难,她的内心很崩溃。帕斯卡莱呢,在他开着车子回城区的路上——那时候很早,路上没有什么人——他忍不住说:“我们不要太夸张了。”他说,在工厂里,莉拉的确是很辛苦,但世界上所有被剥削的人,都过着那种日子。他用他小时候就常用的一种语气,和我谈起了意大利南方的农民、北方的工人,拉丁美洲、巴西东北部、非洲、美国黑人、越南人民,还有美帝国主义。我很快就打断了他,我说:“帕斯卡莱,如果莉娜再继续这样下去,她会死的。”但他还是没停下来,他一直在反对我的观点,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关心莉拉,而是因为在索卡沃的工厂里做斗争,对他来说非常重要。他觉得莉拉的身份非常重要,在他内心深处,他确信莉拉只是有些感冒,根本不需要小题大做,像我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,会操心一场感冒发烧,而不会担心一场工人运动失败带来的政治后果。这些话他并没有明说,而是说得很含糊,是我自己说出来了,说得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,我就是想告诉他,我知道他的意思。这让他更加烦躁,他把我放到栅栏门那里,对我说:“现在我要去上班了,莱农,我们以后再谈谈这件事情。”后来我一去圣约翰·特杜奇奥,就把恩佐叫到一边,对他说:你如果为了莉娜好,就让帕斯卡莱离她远一点,她再也不能听到工厂的事情。
在那个阶段,我在包里总是放一本书,还有我的笔记本:我会在公共汽车上,或者莉拉平静下来的时候读书。有时候我发现,她瞪着眼睛盯着我看,也许她想知道我在看什么书,但她从来连书名都不问。我试着给她念几页我正看的书——我记得,那是厄普顿客栈里的场景——她闭上了眼睛,好像很厌烦。几天之后,她的烧退了,但咳嗽一直没有好,因此我让她不要下床。我负责收拾家里,做饭,照顾詹纳罗。也许因为他已经是大孩子了,所以有些霸道,也有些调皮,我觉得他不像米尔科——尼诺的另一个孩子那样,对我有吸引力。但有时候,他玩得很疯,忽然就会很沮丧,躺在地板上昏睡过去,这让我很心软,让我喜欢上他,他自己也感觉到了,就越来越缠着我,不让我干活或者读书。
这时候,我想更进一步了解莉拉的处境。她有钱吗?没有,我借钱给她,她接受了,然后发了一千遍誓,说她一定会还给我的。布鲁诺欠她多少钱工钱?两个月工资。退职金呢?她不知道。恩佐在做什么工作,他赚多少钱?不知道。苏黎世的那个函授课程,能带来多少具体的收益?也不知道。她一直在咳嗽,她胸口很疼,嗓子不畅通,心跳有时候会失控。我详细记下了所有症状,我想说服她去看医生,接受比阿尔曼的听诊更仔细的检查。她没有答应,也没有反对我。有一天晚上,恩佐还没有回来,帕斯卡莱露脸了,他很客气地说,委员会的成员,还有索卡沃工厂里的几个工人,想知道她怎么样了。我强调说,她的病还很严重,她需要休息。但他还是要求见莉拉,说是打个招呼。我让他在厨房等着,我去跟莉拉说这件事情,我建议她不要和帕斯卡莱见面。她做了一个表情,意思是:你让我怎么做,我就怎么做。她之前一直是一个不容置辩,说什么就做什么,而且会出尔反尔的人,现在她依赖着我,这让我很感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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