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7章
我一回到家里就给阿黛尔打电话,想知道我的书的德语译本是怎么回事,就是安东尼奥送给我的那本。她也云里雾里的,对此也一无所知,她给出版社打了电话。过了一会儿,她又打过来了,对我说,那本书不仅仅在德国出版了,在法国和西班牙也出版了。这时候我问,那我该怎么办?阿黛尔的声音有些不安,说:“你不用做什么,这是一件好事儿。”我有些吞吞吐吐地说,我当然很高兴,但我要做什么具体的事儿吗?比如说,我要出国去推广吗?她很温和地回答我说:“埃莱娜,你不需要做什么,不幸的是,那本书在哪儿都没卖出去。”
我的心情变得很糟糕。我给出版社打电话,询问他们关于我的书翻译出版的消息,但让我愤怒的是,没有任何人想过通知我这些事。最后,我对一个无动于衷的职员说:“我是从一个半文盲朋友那儿,而不是从你们这里得知:我的书在德国出版了。你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?”后来,我向她道歉,我觉得自己很愚蠢。最后,那些法语、西班牙语还有德语的翻译版本都发到我这里,德语版本不像安东尼奥带给我的那本那样皱巴巴的。那些翻译版本都很粗糙:封面上有穿着黑衣服的女人,有留着大胡子的男人,头上戴着鸭舌帽,还有晾在外面的衣服。我翻阅着这些国外的版本,我给彼得罗看,最后我把它们和其他书一起放在书架上。没用的纸,沉默的纸。
我开始了一段疲惫的、心烦意乱的时光。我每天都给埃莉莎打电话,问她马尔切洛是不是还是那么客气,问他们是不是决定要结婚了。听到我的啰嗦,她会很欢快地笑起来,跟我讲了他们的愉快生活,他们开车或者坐飞机进行的旅行,以及我两个弟弟的发展,还有我们的父亲和母亲现在有多好。现在,我时不时会对她产生嫉妒。我很累,也很心烦,艾尔莎不停地生病,黛黛希望得到关注,彼得罗一直无法完成他的书。我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发火,我骂两个孩子,和我丈夫吵架,结果是他们三个都很害怕我。最后,两个孩子看到我经过她们的房间门口,都会停下游戏,很警惕地看着我。彼得罗有越来越多的时间,都待在大学的图书馆里,而不是家里。他一大早出去,晚上才回来,他回来时,身上好像带着冲突的痕迹。我现在已经完全被排除在公众生活之外,我只能在报纸上看到那些冲突:法西斯分子拿刀子捅人、杀人,那些极左人士也毫不示弱。警察现在获得了法律许可,他们可以开枪,在佛罗伦萨也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。最后发生了一件在我预料之中的事:彼得罗成了一桩糟糕事件的核心人物,这事儿在报纸上也激起了各种争论。某次考试,他给一个学生判了不及格,而这个学生是投入战斗的积极分子。这个年轻人当着所有人的面骂了他,并用一把枪对着他——这不是他跟我讲的,而是一个熟人讲的,这个人当时也没在场,也是听人说的——这时候,彼得罗不慌不忙地把不及格的分数写上,把学生证还给那个男生,然后他清清楚楚地说:“您要么现在开枪,要么赶紧把武器拿开,因为过一分钟,我一从这个教室出去,就会去告您。”那个男生拿着枪,一直对着他,过了很长的几秒,他把枪放进口袋里,拿起学生证跑开了。过了几分钟,彼得罗去了警察局,那个学生马上被逮捕了。但事情还没结束,那个男生的家长,不是直接和彼得罗,而是直接和彼得罗的父亲沟通,让他父亲说服他收回起诉。圭多·艾罗塔试着说服他儿子,他们通了好多次电话,每次时间都很长。让我吃惊的是,在通话过程中,我听到老艾罗塔教授失去了耐性,抬高了嗓门,但彼得罗毫不让步。直到最后,我很激动地问他:
“你意识到你在做什么吗?”
“那我应该怎么做。”
“不要把关系搞得那么紧张。”
“我不明白。”
“那是你不想明白,你和我们在比萨时的某些教授一模一样,就是那些最让人讨厌的教授。”
“我不觉得。”
“这是事实。你已经忘记了,我们当时多么努力才能通过那些没用、也没意思的考试,简直是白费力气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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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心情变得很糟糕。我给出版社打电话,询问他们关于我的书翻译出版的消息,但让我愤怒的是,没有任何人想过通知我这些事。最后,我对一个无动于衷的职员说:“我是从一个半文盲朋友那儿,而不是从你们这里得知:我的书在德国出版了。你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?”后来,我向她道歉,我觉得自己很愚蠢。最后,那些法语、西班牙语还有德语的翻译版本都发到我这里,德语版本不像安东尼奥带给我的那本那样皱巴巴的。那些翻译版本都很粗糙:封面上有穿着黑衣服的女人,有留着大胡子的男人,头上戴着鸭舌帽,还有晾在外面的衣服。我翻阅着这些国外的版本,我给彼得罗看,最后我把它们和其他书一起放在书架上。没用的纸,沉默的纸。
我开始了一段疲惫的、心烦意乱的时光。我每天都给埃莉莎打电话,问她马尔切洛是不是还是那么客气,问他们是不是决定要结婚了。听到我的啰嗦,她会很欢快地笑起来,跟我讲了他们的愉快生活,他们开车或者坐飞机进行的旅行,以及我两个弟弟的发展,还有我们的父亲和母亲现在有多好。现在,我时不时会对她产生嫉妒。我很累,也很心烦,艾尔莎不停地生病,黛黛希望得到关注,彼得罗一直无法完成他的书。我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发火,我骂两个孩子,和我丈夫吵架,结果是他们三个都很害怕我。最后,两个孩子看到我经过她们的房间门口,都会停下游戏,很警惕地看着我。彼得罗有越来越多的时间,都待在大学的图书馆里,而不是家里。他一大早出去,晚上才回来,他回来时,身上好像带着冲突的痕迹。我现在已经完全被排除在公众生活之外,我只能在报纸上看到那些冲突:法西斯分子拿刀子捅人、杀人,那些极左人士也毫不示弱。警察现在获得了法律许可,他们可以开枪,在佛罗伦萨也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。最后发生了一件在我预料之中的事:彼得罗成了一桩糟糕事件的核心人物,这事儿在报纸上也激起了各种争论。某次考试,他给一个学生判了不及格,而这个学生是投入战斗的积极分子。这个年轻人当着所有人的面骂了他,并用一把枪对着他——这不是他跟我讲的,而是一个熟人讲的,这个人当时也没在场,也是听人说的——这时候,彼得罗不慌不忙地把不及格的分数写上,把学生证还给那个男生,然后他清清楚楚地说:“您要么现在开枪,要么赶紧把武器拿开,因为过一分钟,我一从这个教室出去,就会去告您。”那个男生拿着枪,一直对着他,过了很长的几秒,他把枪放进口袋里,拿起学生证跑开了。过了几分钟,彼得罗去了警察局,那个学生马上被逮捕了。但事情还没结束,那个男生的家长,不是直接和彼得罗,而是直接和彼得罗的父亲沟通,让他父亲说服他收回起诉。圭多·艾罗塔试着说服他儿子,他们通了好多次电话,每次时间都很长。让我吃惊的是,在通话过程中,我听到老艾罗塔教授失去了耐性,抬高了嗓门,但彼得罗毫不让步。直到最后,我很激动地问他:
“你意识到你在做什么吗?”
“那我应该怎么做。”
“不要把关系搞得那么紧张。”
“我不明白。”
“那是你不想明白,你和我们在比萨时的某些教授一模一样,就是那些最让人讨厌的教授。”
“我不觉得。”
“这是事实。你已经忘记了,我们当时多么努力才能通过那些没用、也没意思的考试,简直是白费力气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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