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章
我上一次见到莉拉是五年前,二〇〇五年冬天,我们一大早就沿着大路散步。有很多年,我们在一起都找不到那种自在的感觉。只有我一个人在说话,我记得,她嘴里哼唱着什么,跟别人打招呼,但那些人根本就没有回应,偶尔有几次,她会用简短的感叹句打断我的话,但和我说的并没什么联系。那些年里,发生了很多糟糕的事情,有些事非常可怕,我们要找回之前的那种亲密感,就要说出我们内心的秘密,而我没有心力去讲,她倒是有力气说,但她不想说,可能她觉得说了也没用。
无论如何,我依然很爱她,每次到那不勒斯,我都会尽量抽时间去看她。尽管,我不得不说,我有点儿害怕她。我们两个人都老了,她变化很大,我不停地发胖,需要不断地和自己的体重做斗争,她则一直都瘦得皮包骨。她留着短发,是她自己剪的,头发已经雪白了,她并非特意要这样,而是不在意这些。她脸上皱纹很多,越来越像她父亲老年时的样子。她笑起来有些神经质,声音有些刺耳,说话时声音太大。她不停地做手势,动作带着一种凶狠的决心,就好像要把眼前的楼房、街道、路人,还有我切成两半。
我们走到小学门口时,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气喘吁吁地超过了我们,对她大声喊道:教堂旁边的花坛里有一具女尸。我们加快脚步,走到小花园,莉拉把我拉到了围观的人群边上,很不客气地挤了进去。那女人侧身躺着,非常肥胖,身上穿着一件深绿色、样式过时的风衣。莉拉马上就认出她来,那是我们小时候的朋友——吉耀拉·斯帕纽洛,是米凯莱·索拉拉的前妻,我却没认出来。
我已经有几十年没有看到过吉耀拉了,她那张漂亮的脸蛋已经毁了,脚踝变得很肥大,以前她的头发是黑色的,现在成了火红色,头发还是当姑娘时的长度,但非常稀疏,在松动的泥土上散开。她只有一只脚上穿着鞋子,是低跟的,很破旧;另一只脚上只穿着一只灰色的羊毛袜子,大脚趾破了一个洞,她的另一只鞋子在一米以外的地方,就好像在她试图踢开痛苦和恐惧时,鞋子从脚上滑落了。我当时忍不住失声痛哭,莉拉很厌烦地看着我。
我们俩坐在距离花坛不远的一条长椅上,默默地等着有人把吉耀拉抬走。发生了什么事?她是怎么死的?我们当时都不知道。我们去了莉拉家里,也就是莉拉父母以前住的老房子,房子很小,她现在和她儿子里诺生活在那里。吉耀拉是我们共同的朋友,我们谈到了她。莉拉说了吉耀拉的生活、她的心存幻想和阴险的性格,总之,没什么好话。但这时我没法专心听她说话,我想着那张倒在地上的侧脸,还有那稀疏的长发,能看到吉耀拉头颅上的白色头皮。有多少我们儿时的玩伴都已经不在人世了?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,有时候是因为疾病,有时候是因为他们的神经承受不住生活的磨炼,或者因为他们被人放了血。我们俩在厨房里待了一会儿了,都有些倦怠,不想收拾桌子,最后我们没有收拾餐具,又出去了。
那是一个晴朗的冬日,阳光使得周围看起来很清新。这个老城区和我们不一样,我们老了,而它保留了原来的模样。那些低矮的灰色房子依然矗立着,我们小时候做游戏的院子、大路、隧道黑漆漆的入口,以及那里的暴力,一切都没变。但城区周围的风景变了,以前那些发绿的池塘已经没有了,那家罐头厂的老厂房也消失了。在那些地方,修建了一些玻璃外墙熠熠生辉的摩天大楼,象征着过去我们从来没人相信的灿烂未来。在过去那些年里,我记下了这个城区的所有变化,有时候是带着好奇,有时候是漫不经心。小时候,我想象着在我们的城区之外,那不勒斯有一些非常神奇的地方,比如说,火车站的摩天大楼,在几十年之前曾让我觉得很震撼,它一层一层在增高,那时候,在火车站旁边,这个建筑的框架让我们觉得高极了。经过加里波第大街时,我总会惊异地对身边的人说:“你看看,这楼多高啊!”我对莉拉、卡门、帕斯卡莱、艾达和安东尼奥说,当时我和这帮朋友一直走向海边,走在富人区边上。我想,那栋楼上一定住着天使,他们一定能欣赏到整个城市的风景。如果能爬到那栋楼的顶层,我一定会很高兴。尽管它不在我们的城区里,但那是我们的摩天大楼,是我们看着它一天天增高,但后来这栋楼停工了。当我从比萨回到家里,火车站的那栋大楼已经不再是这个城市日新月异的象征,而是成了低效无能的巢窠。
在那段时间,我觉得我们城区和那不勒斯其他城区没什么差别,罪恶从我们的城区蔓延到整个那不勒斯,没有任何地方得以幸免。每一次我回到那不勒斯,都会觉得这个城市像一潭烂泥,它无法承受季节的变化——寒冷和炎热,尤其是无法应对暴雨:不是加里波第广场被水淹了,就是博物馆前的走廊倒塌了,要么就是某些地方滑坡了,一直停电,那些黑黢黢的、充满风险的街道,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里。交通越来越混乱,路上坑坑洼洼,还有大片很难跨过去的水坑,下水道往外冒脏水,流得到处都是。山上全是新建的房子,非常不结实。脏水、垃圾和病菌都流入海里,腐蚀着地下的世界。人们因为得不到眷顾,因为腐败、欺压而死去,但每一次选举时,他们还是充满热情,支持那些让他们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的政客。我下了火车,回到这个我曾经生活的地方,我一直都在说方言,表现得小心翼翼,就好像在说:我和你们是一起的,不要伤害我。
大学毕业时,我一气呵成写了一部小说。出人预料的是: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,这部小说变成了一本书。我出生的那个世界,让我觉得越来越糟糕了。这时候,在比萨或者米兰,我生活得很好,有时候,甚至会觉得很幸福;而在我的城市,我每次回家时,都会担心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,让我无法逃离,我害怕会失去好不容易获取的东西。我担心再也见不到快要和我结婚的彼得罗,害怕被排除在干净整齐的出版社之外,再也接触不到高雅的阿黛尔——我未来的婆婆,她比我母亲更像一个母亲。在过去,那不勒斯已经非常拥挤了,加里波第广场、福尔切拉街、公爵街,还有拉维娜尼奥区、雷蒂费洛区,到处都挤满了人。在六十年代末,我觉得人群越来越拥挤,越来越蛮横失控,让人不堪忍受。有一天早上,我一直走到了迈佐卡农内街上,几年前,我在那条街上的一家书店当过售货员。我去那里,完全是出于好奇,我想看看,我吃过苦头的地方现在怎么样了,尤其是为了看一眼那里的大学,我从来都没有进过那所大学,我想拿那里和比萨高等师范比较一下,我甚至希望能遇到加利亚尼老师的几个孩子——阿尔曼多和娜迪雅,好向他们炫耀一下。但那条街道,还有大学校园都让我很焦虑,那里挤满了那不勒斯本地和来自整个南方的学生,他们都穿得很好,非常自信,吵吵嚷嚷,一方面表现得有些鲁莽,同时也有些羞怯。他们都挤在教室门口或教室里,在秘书处前面经常排着很长一条队,他们之间冲突不断。有三四个学生,在距离我几步的地方,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,好像只是相互看着不顺眼就开始了对骂、拳打脚踢,都是脾气暴躁的男生,用一种我很难听懂的方言在对骂。我马上就离开了,我之前想象那儿是一个安全、充满理性的地方,但现在好像成了一个充满威胁的地方。
总之,我觉得那不勒斯每况愈下,变得越来越糟糕了。进入雨季之后,这个城市又一次崩溃了,有一栋楼从中间倒塌了,就好像一个人靠在一把被虫蛀过的沙发扶手上,扶手塌了,造成了很多死伤。随之而来的是叫喊、斗殴、报纸上的唇枪舌剑。就好像这个城市的内心有一种无处发泄的怒火,她的内部喧腾着,起伏不定,表面有毒疮涌冒出来,内部则布满了毒药。她对所有人都充满仇恨:孩子、成人、老人、其他城市的人、北约的美国人、任何一个国家的游客,还有那不勒斯人。他们怎么能忍受这个混乱、充满风险的地方?在郊外、市中心、小山上,维苏威火山下面,到处都一样。圣约翰·特杜奇奥给我的印象真是太糟糕了,还有去那里的旅途、莉拉工作的工厂、莉拉自己——她儿子和她住的那套破房子,以及她和恩佐生活在一起,但还没有同床共寝——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太糟糕了!莉拉说,恩佐想学习电子计算机操作,她想帮他。她的声音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,她想掩盖丑陋的圣约翰·特杜奇奥、香肠、工厂的味道以及她的处境,她装出一副很在行的样子,对我提到了一些机构,还有它们的简称:米兰国家计算机研究中心(CCSM)、计算机应用于社会科学苏维埃研究中心(CSACSS)。她想让我相信,在那不勒斯很快也会有这样的研究中心。我当时想:在米兰也许有可能,在苏联一定会有,但在这里不可能!这只是你脑子里无法控制的狂想,你现在还要把可怜的、忠心耿耿的恩佐也拉下水。
离开这里!彻底远离这里!永远离开我们自出生以来所过的生活,要在一个一切皆有可能、有秩序的地方扎根,这就是我奋斗的目标,而且,我认为自己已经完胜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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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论如何,我依然很爱她,每次到那不勒斯,我都会尽量抽时间去看她。尽管,我不得不说,我有点儿害怕她。我们两个人都老了,她变化很大,我不停地发胖,需要不断地和自己的体重做斗争,她则一直都瘦得皮包骨。她留着短发,是她自己剪的,头发已经雪白了,她并非特意要这样,而是不在意这些。她脸上皱纹很多,越来越像她父亲老年时的样子。她笑起来有些神经质,声音有些刺耳,说话时声音太大。她不停地做手势,动作带着一种凶狠的决心,就好像要把眼前的楼房、街道、路人,还有我切成两半。
我们走到小学门口时,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气喘吁吁地超过了我们,对她大声喊道:教堂旁边的花坛里有一具女尸。我们加快脚步,走到小花园,莉拉把我拉到了围观的人群边上,很不客气地挤了进去。那女人侧身躺着,非常肥胖,身上穿着一件深绿色、样式过时的风衣。莉拉马上就认出她来,那是我们小时候的朋友——吉耀拉·斯帕纽洛,是米凯莱·索拉拉的前妻,我却没认出来。
我已经有几十年没有看到过吉耀拉了,她那张漂亮的脸蛋已经毁了,脚踝变得很肥大,以前她的头发是黑色的,现在成了火红色,头发还是当姑娘时的长度,但非常稀疏,在松动的泥土上散开。她只有一只脚上穿着鞋子,是低跟的,很破旧;另一只脚上只穿着一只灰色的羊毛袜子,大脚趾破了一个洞,她的另一只鞋子在一米以外的地方,就好像在她试图踢开痛苦和恐惧时,鞋子从脚上滑落了。我当时忍不住失声痛哭,莉拉很厌烦地看着我。
我们俩坐在距离花坛不远的一条长椅上,默默地等着有人把吉耀拉抬走。发生了什么事?她是怎么死的?我们当时都不知道。我们去了莉拉家里,也就是莉拉父母以前住的老房子,房子很小,她现在和她儿子里诺生活在那里。吉耀拉是我们共同的朋友,我们谈到了她。莉拉说了吉耀拉的生活、她的心存幻想和阴险的性格,总之,没什么好话。但这时我没法专心听她说话,我想着那张倒在地上的侧脸,还有那稀疏的长发,能看到吉耀拉头颅上的白色头皮。有多少我们儿时的玩伴都已经不在人世了?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,有时候是因为疾病,有时候是因为他们的神经承受不住生活的磨炼,或者因为他们被人放了血。我们俩在厨房里待了一会儿了,都有些倦怠,不想收拾桌子,最后我们没有收拾餐具,又出去了。
那是一个晴朗的冬日,阳光使得周围看起来很清新。这个老城区和我们不一样,我们老了,而它保留了原来的模样。那些低矮的灰色房子依然矗立着,我们小时候做游戏的院子、大路、隧道黑漆漆的入口,以及那里的暴力,一切都没变。但城区周围的风景变了,以前那些发绿的池塘已经没有了,那家罐头厂的老厂房也消失了。在那些地方,修建了一些玻璃外墙熠熠生辉的摩天大楼,象征着过去我们从来没人相信的灿烂未来。在过去那些年里,我记下了这个城区的所有变化,有时候是带着好奇,有时候是漫不经心。小时候,我想象着在我们的城区之外,那不勒斯有一些非常神奇的地方,比如说,火车站的摩天大楼,在几十年之前曾让我觉得很震撼,它一层一层在增高,那时候,在火车站旁边,这个建筑的框架让我们觉得高极了。经过加里波第大街时,我总会惊异地对身边的人说:“你看看,这楼多高啊!”我对莉拉、卡门、帕斯卡莱、艾达和安东尼奥说,当时我和这帮朋友一直走向海边,走在富人区边上。我想,那栋楼上一定住着天使,他们一定能欣赏到整个城市的风景。如果能爬到那栋楼的顶层,我一定会很高兴。尽管它不在我们的城区里,但那是我们的摩天大楼,是我们看着它一天天增高,但后来这栋楼停工了。当我从比萨回到家里,火车站的那栋大楼已经不再是这个城市日新月异的象征,而是成了低效无能的巢窠。
在那段时间,我觉得我们城区和那不勒斯其他城区没什么差别,罪恶从我们的城区蔓延到整个那不勒斯,没有任何地方得以幸免。每一次我回到那不勒斯,都会觉得这个城市像一潭烂泥,它无法承受季节的变化——寒冷和炎热,尤其是无法应对暴雨:不是加里波第广场被水淹了,就是博物馆前的走廊倒塌了,要么就是某些地方滑坡了,一直停电,那些黑黢黢的、充满风险的街道,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里。交通越来越混乱,路上坑坑洼洼,还有大片很难跨过去的水坑,下水道往外冒脏水,流得到处都是。山上全是新建的房子,非常不结实。脏水、垃圾和病菌都流入海里,腐蚀着地下的世界。人们因为得不到眷顾,因为腐败、欺压而死去,但每一次选举时,他们还是充满热情,支持那些让他们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的政客。我下了火车,回到这个我曾经生活的地方,我一直都在说方言,表现得小心翼翼,就好像在说:我和你们是一起的,不要伤害我。
大学毕业时,我一气呵成写了一部小说。出人预料的是: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,这部小说变成了一本书。我出生的那个世界,让我觉得越来越糟糕了。这时候,在比萨或者米兰,我生活得很好,有时候,甚至会觉得很幸福;而在我的城市,我每次回家时,都会担心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,让我无法逃离,我害怕会失去好不容易获取的东西。我担心再也见不到快要和我结婚的彼得罗,害怕被排除在干净整齐的出版社之外,再也接触不到高雅的阿黛尔——我未来的婆婆,她比我母亲更像一个母亲。在过去,那不勒斯已经非常拥挤了,加里波第广场、福尔切拉街、公爵街,还有拉维娜尼奥区、雷蒂费洛区,到处都挤满了人。在六十年代末,我觉得人群越来越拥挤,越来越蛮横失控,让人不堪忍受。有一天早上,我一直走到了迈佐卡农内街上,几年前,我在那条街上的一家书店当过售货员。我去那里,完全是出于好奇,我想看看,我吃过苦头的地方现在怎么样了,尤其是为了看一眼那里的大学,我从来都没有进过那所大学,我想拿那里和比萨高等师范比较一下,我甚至希望能遇到加利亚尼老师的几个孩子——阿尔曼多和娜迪雅,好向他们炫耀一下。但那条街道,还有大学校园都让我很焦虑,那里挤满了那不勒斯本地和来自整个南方的学生,他们都穿得很好,非常自信,吵吵嚷嚷,一方面表现得有些鲁莽,同时也有些羞怯。他们都挤在教室门口或教室里,在秘书处前面经常排着很长一条队,他们之间冲突不断。有三四个学生,在距离我几步的地方,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,好像只是相互看着不顺眼就开始了对骂、拳打脚踢,都是脾气暴躁的男生,用一种我很难听懂的方言在对骂。我马上就离开了,我之前想象那儿是一个安全、充满理性的地方,但现在好像成了一个充满威胁的地方。
总之,我觉得那不勒斯每况愈下,变得越来越糟糕了。进入雨季之后,这个城市又一次崩溃了,有一栋楼从中间倒塌了,就好像一个人靠在一把被虫蛀过的沙发扶手上,扶手塌了,造成了很多死伤。随之而来的是叫喊、斗殴、报纸上的唇枪舌剑。就好像这个城市的内心有一种无处发泄的怒火,她的内部喧腾着,起伏不定,表面有毒疮涌冒出来,内部则布满了毒药。她对所有人都充满仇恨:孩子、成人、老人、其他城市的人、北约的美国人、任何一个国家的游客,还有那不勒斯人。他们怎么能忍受这个混乱、充满风险的地方?在郊外、市中心、小山上,维苏威火山下面,到处都一样。圣约翰·特杜奇奥给我的印象真是太糟糕了,还有去那里的旅途、莉拉工作的工厂、莉拉自己——她儿子和她住的那套破房子,以及她和恩佐生活在一起,但还没有同床共寝——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太糟糕了!莉拉说,恩佐想学习电子计算机操作,她想帮他。她的声音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,她想掩盖丑陋的圣约翰·特杜奇奥、香肠、工厂的味道以及她的处境,她装出一副很在行的样子,对我提到了一些机构,还有它们的简称:米兰国家计算机研究中心(CCSM)、计算机应用于社会科学苏维埃研究中心(CSACSS)。她想让我相信,在那不勒斯很快也会有这样的研究中心。我当时想:在米兰也许有可能,在苏联一定会有,但在这里不可能!这只是你脑子里无法控制的狂想,你现在还要把可怜的、忠心耿耿的恩佐也拉下水。
离开这里!彻底远离这里!永远离开我们自出生以来所过的生活,要在一个一切皆有可能、有秩序的地方扎根,这就是我奋斗的目标,而且,我认为自己已经完胜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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