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章
我一直无法忘记她最后说的那句话,那是她对我说的最后的话:“但你防不住我。”我已经写了好几个星期了,我没浪费时间去重读自己写的东西,我状态很好。假如莉拉还活着的话——我一边喝着咖啡,一边看着波河的水流冲击着伊莎贝拉公主桥的桥柱——她一定会忍不住来我的电脑里窥探,她会看到我写的东西。那个疯疯癫癫的老太婆,一定会因为我不听话而发火,她一定会介入,会修订,加入一些自己的东西,会忘记她对于“人间蒸发”的狂热。喝完咖啡,我洗了杯子,回到了写字台前,重新开始写作,我从米兰那个寒冷的春天接着写。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一天晚上,在一家图书馆里,那个戴着厚眼镜的男人,当着所有人的面,用讽刺的语气谈论我,还有我的书。我当时浑身发抖,语无伦次地回答了他的话。后来,尼诺·萨拉托雷忽然冒了出来,他一脸黑色的大胡子,我当时几乎没有认出他来,他用非常不客气的语气,抨击了那个对我说三道四的家伙。从那时候开始,我心里一直都在默默呼喊着他的名字——尼诺·萨拉托雷。我已经有多长时间没见到他了,有四五年了吧——我紧张得浑身发冷,但脸却滚烫。
在尼诺说完了之后,那个男人举手示意要发言。很明显,他有些恼怒,但我过于激动,头脑混乱,没马上明白为什么他会恼怒。但我意识到,尼诺的发言把话题从文学转移到了政治上,而且他用了一种非常霸道,几乎有些失敬的方式。在当时,我没有太留心他们说的什么,因为我陷入自责,我无法原谅自己不能掌控住那种针锋相对的局面,我无法原谅自己在一些非常有文化的人面前语无伦次,虽然我口才不错。高中的时候,我就经历过这种对我不利的局面,那时候,我选择了尽量模仿加利亚尼老师,运用她的语气和语言。但在比萨的时候,面对更加咄咄逼人的对手,加利亚尼老师身为女性的楷模已经行不通了。弗朗科、彼得罗,所有出色的学生,当然还有高等师范那些优秀的老师,他们都用一种非常复杂的表达方式,他们写东西也非常考究,他们有很强的分析能力,有清晰的逻辑,那都是加利亚尼老师所没有的。这时候,我开始训练我自己,我想和他们一样,我感觉自己有时候能做到,我觉得我能运用自己的语言,能克服我面对这个世界时的种种不适,也能控制自己的情感,避免仓促、草率的表达。总之,我已经掌握了一种讲话和写作的方式,通过非常考究的用词,还有稳重、深思熟虑、紧贴主题的句子,以及干净、正式、高雅的文体,常会让我的对手无话可说。但那天晚上,事情并没有向着我所希望的方向发展。首先,阿黛尔和她的朋友们对小说进行解读,但后来那个戴着厚镜片眼镜的先生,让我觉得羞怯,我又被打回原形,又成了那个来自于贫民区的小女人,那个门房的女儿,操着一口的南方腔,很惊异自己能走到这一步,在那儿扮演一个年轻、有文化的女作家形象。最后,我失去了自信,我的表达变得紊乱,语无伦次。尼诺的出现,让我失去了所有控制,他对于我的捍卫,又一次证实了我的溃败,忽然间我失去了表达能力。我们都来自相同的环境,我们都非常努力地掌握了那种高雅的语言,但尼诺能非常从容地使用那种语言,不仅仅能很自如地反驳眼前的这个对手,而且能时不时地,在他觉得有必要时,在那种考究的意大利语里加入其他一些成分,而且是用一种潇洒、带着鄙视的语气,让人觉得,那个戴着厚镜片眼镜的老教授的腔调有些可笑。结果是,我看到那个老教授要发言,我想:他现在肯定非常生气,他之前批评了我的书,现在一定会用更糟糕的话来评判我、羞辱捍卫我的尼诺。
但那个男人谈的是别的事情:他没有提到我的小说,再也没有提到我的书。他只是针对尼诺提到的一些话,尼诺虽然说了好几遍,但那不是他发言的核心,比如说——贵族般的傲慢、反权威文学。我只知道,让那个男人生气的是那段话里的政治影射,他不喜欢那些说法,他一改低沉的声音,用一种充满讽刺的假声重复了那些表达(因此,现在对于知识的自豪已经被定义傲慢,因此,就连文学也变成反权威的了?)然后他仔细地谈起了“权威”这个词。
“感谢上帝,”他说,“要提防那些没什么教养的小年轻,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会信口开河,他们会引用不知道是哪位轻狂大学教授说的蠢话。”他围绕着那个主题又说了很久,他是对着公众说的,都不是针对尼诺或者我。他开始针对坐在我旁边的那位年老的批评家,然后直接针对阿黛尔,那才是他最初的批判目标。“我并不是针对这些年轻人,”他总结说,“而是想指出,那些有学问的成年人,他们出于利益,见风使舵,追随那些愚蠢的时尚。”说到这里,他做出要离开的样子,低声说:“对不起,让一下,谢谢。”
在场的那些人都站起来让他过去,虽然有些敌意,但都表现得有些漫不经心。这时候我彻底明白了:他是一个大人物,他那么重要,以至于阿黛尔也用一种有些沮丧的手势,很客气地说:“谢谢您,再见,您走好。”也许正因为他是一个大人物,让所有人吃惊的是,就在这时候,尼诺用一种霸道,甚至让人讨厌的方式展示出,他知道在和谁打交道,他称呼这个人为教授,他说:“教授,您去哪儿啊?请不要走。”尼诺腿很长,几步过去就站到了他面前,挡住了教授的路,他用那种新语言对教授说了些什么,在我的位子上,我有点听不清楚,也有些听不明白,但那些话应该像大太阳底下的钢丝一样明确。那位老先生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听,没有马上失去耐心,过了一会儿,他才做了一个手势,意思是:你让开一下。他向门口走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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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尼诺说完了之后,那个男人举手示意要发言。很明显,他有些恼怒,但我过于激动,头脑混乱,没马上明白为什么他会恼怒。但我意识到,尼诺的发言把话题从文学转移到了政治上,而且他用了一种非常霸道,几乎有些失敬的方式。在当时,我没有太留心他们说的什么,因为我陷入自责,我无法原谅自己不能掌控住那种针锋相对的局面,我无法原谅自己在一些非常有文化的人面前语无伦次,虽然我口才不错。高中的时候,我就经历过这种对我不利的局面,那时候,我选择了尽量模仿加利亚尼老师,运用她的语气和语言。但在比萨的时候,面对更加咄咄逼人的对手,加利亚尼老师身为女性的楷模已经行不通了。弗朗科、彼得罗,所有出色的学生,当然还有高等师范那些优秀的老师,他们都用一种非常复杂的表达方式,他们写东西也非常考究,他们有很强的分析能力,有清晰的逻辑,那都是加利亚尼老师所没有的。这时候,我开始训练我自己,我想和他们一样,我感觉自己有时候能做到,我觉得我能运用自己的语言,能克服我面对这个世界时的种种不适,也能控制自己的情感,避免仓促、草率的表达。总之,我已经掌握了一种讲话和写作的方式,通过非常考究的用词,还有稳重、深思熟虑、紧贴主题的句子,以及干净、正式、高雅的文体,常会让我的对手无话可说。但那天晚上,事情并没有向着我所希望的方向发展。首先,阿黛尔和她的朋友们对小说进行解读,但后来那个戴着厚镜片眼镜的先生,让我觉得羞怯,我又被打回原形,又成了那个来自于贫民区的小女人,那个门房的女儿,操着一口的南方腔,很惊异自己能走到这一步,在那儿扮演一个年轻、有文化的女作家形象。最后,我失去了自信,我的表达变得紊乱,语无伦次。尼诺的出现,让我失去了所有控制,他对于我的捍卫,又一次证实了我的溃败,忽然间我失去了表达能力。我们都来自相同的环境,我们都非常努力地掌握了那种高雅的语言,但尼诺能非常从容地使用那种语言,不仅仅能很自如地反驳眼前的这个对手,而且能时不时地,在他觉得有必要时,在那种考究的意大利语里加入其他一些成分,而且是用一种潇洒、带着鄙视的语气,让人觉得,那个戴着厚镜片眼镜的老教授的腔调有些可笑。结果是,我看到那个老教授要发言,我想:他现在肯定非常生气,他之前批评了我的书,现在一定会用更糟糕的话来评判我、羞辱捍卫我的尼诺。
但那个男人谈的是别的事情:他没有提到我的小说,再也没有提到我的书。他只是针对尼诺提到的一些话,尼诺虽然说了好几遍,但那不是他发言的核心,比如说——贵族般的傲慢、反权威文学。我只知道,让那个男人生气的是那段话里的政治影射,他不喜欢那些说法,他一改低沉的声音,用一种充满讽刺的假声重复了那些表达(因此,现在对于知识的自豪已经被定义傲慢,因此,就连文学也变成反权威的了?)然后他仔细地谈起了“权威”这个词。
“感谢上帝,”他说,“要提防那些没什么教养的小年轻,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会信口开河,他们会引用不知道是哪位轻狂大学教授说的蠢话。”他围绕着那个主题又说了很久,他是对着公众说的,都不是针对尼诺或者我。他开始针对坐在我旁边的那位年老的批评家,然后直接针对阿黛尔,那才是他最初的批判目标。“我并不是针对这些年轻人,”他总结说,“而是想指出,那些有学问的成年人,他们出于利益,见风使舵,追随那些愚蠢的时尚。”说到这里,他做出要离开的样子,低声说:“对不起,让一下,谢谢。”
在场的那些人都站起来让他过去,虽然有些敌意,但都表现得有些漫不经心。这时候我彻底明白了:他是一个大人物,他那么重要,以至于阿黛尔也用一种有些沮丧的手势,很客气地说:“谢谢您,再见,您走好。”也许正因为他是一个大人物,让所有人吃惊的是,就在这时候,尼诺用一种霸道,甚至让人讨厌的方式展示出,他知道在和谁打交道,他称呼这个人为教授,他说:“教授,您去哪儿啊?请不要走。”尼诺腿很长,几步过去就站到了他面前,挡住了教授的路,他用那种新语言对教授说了些什么,在我的位子上,我有点听不清楚,也有些听不明白,但那些话应该像大太阳底下的钢丝一样明确。那位老先生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听,没有马上失去耐心,过了一会儿,他才做了一个手势,意思是:你让开一下。他向门口走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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